美國人自我吹噓的司法體系到底有多黑暗——美國陷阱(上)

為了取得指控阿爾斯通的證據,美國司法部運用了多種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臥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門、與調查人員全方位合作的眼線。多年來,他一直在上衣里藏著一支錄音筆,錄下和同事之間的大量對話。他就像一只鼴鼠藏在公司內部,為美國FBI所用。這名年近65歲的職員為何會同意充當這樣的角色?美國FBI和司法部給他施加了怎樣的壓力?我沒有時間深思,諾維克檢察官現在開始討論我的案情。他的陳述直截了當,在他看來,阿爾斯通是他職業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龐大的腐敗企業,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美國人自我吹噓的司法體系到底有多黑暗——美國陷阱(上)

這是一個地下經濟戰的故事。十幾年來,美國在反腐敗的偽裝下,成功地瓦解了歐洲的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包括法國的跨國公司。美國司法部追訴這些跨國公司的高管,甚至會把他們送進監獄,強迫他們認罪,從而迫使他們的公司向美國支付巨額罰款。自2008年以來,被美國罰款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達到26家,其中14家是歐洲企業(5家是法國企業),僅有5家是美國企業。迄今為止,歐洲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即將超過60億美元,比同期美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高3倍。法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達到近20億美元,并有6名企業高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我就是其中一員。今天,我不再沉默。

打擊

突然,我變成了一只野獸。我穿上了橘色的連體服,身體被鏈條鎖住,手腳被戴上鐐銬,我幾乎無法行走和呼吸,就像一只被捆綁和掉進陷阱里的困獸。昨晚,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單人牢房。這簡直是一場噩夢。

先來說說那條機上廣播。國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播報了一條消息:“皮耶魯齊先生,請您下飛機前先到機組人員這里來。”這時,我乘坐的這架波音777剛剛降落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跑道上。我在黎明時分離開新加坡,在中國香港中轉后,經過24小時的飛行,因為時差,現在已筋疲力盡。

45歲的我,先后在阿爾及爾、曼徹斯特、香港、北京、溫莎(美國康涅狄格州)、巴黎、蘇黎世等地任職,現在坐鎮新加坡。20年來,我在全球飛來飛去,為我的公司奔波。我聽過好幾次這種廣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約會的時間被調整了,要么是幫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轉時丟失的手機。因此,我沒多想便來到了機組領班的面前。然而,門口等著我的一群人命令我下飛機,其中一個穿制服的人抓住了我的一條胳膊按到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條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給我戴上手銬:“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你被逮捕了。”我非常震驚,只能束手就擒。

我被戴上手銬,我要求他們做出解釋。穿便服的兩人說,他們是美國FBI的探員:“我們接到命令,在機艙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頓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那里會有檢察官向您說明緣由。”我像個歹徒一樣,雙手被銬在背后穿過機場。周圍乘客的目光讓我覺得如芒在背。我身高1.83米,體重將近100千克,這讓我看起來非常滑稽。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電影中,在扮演IMF前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的角色。兩年前,他就像我一樣被戴上鐐銬,在FBI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紐約街頭……然而此時,我的驚嚇大于憂慮。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誤會,他們只是錯把我當作了別人。直到坐上一輛沒有警用標志的警車,我終于明白了眼前的現實:顯然我就是他們等待的人。但是為什么呢?

我在腦海中將公司近期的項目飛快地過了一遍。自從10個月前我擔任鍋爐部的全球負責人以來,我在新加坡職務范圍內的所有業務中,沒有任何可疑之處。但我知道,阿爾斯通經常因腐敗行為而接受調查,美國當局幾年前就開始了一項調查。當時,阿爾斯通因涉嫌為取得多個合同而行賄,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家發電廠的合同,阿爾斯通確實聘請了中間人確保拿下這個市場。但是,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發生的,合同是2005年簽字生效的。往事已經過去10年了!重要的是,我已經在內部審計時澄清了自己。2012年,我升任為現在的鍋爐部負責人,該部門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員,年營業額為14億歐元。2011年以來,阿爾斯通首席執行官柏珂龍一直打算與中國上海電氣集團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資企業,將兩家公司的鍋爐業務合二為一,他選擇我來領導這家未來世界級的大企業,總部將設在新加坡。

檢察官

我這個全球總裁被帶進一輛汽車,忍受著雙臂的酸痛。金屬手銬逐漸割傷了我的手腕。我們到了曼哈頓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在審訊室里,布盧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皮耶魯齊先生,我是大衛·諾維克,康涅狄格州的聯邦檢察官,負責阿爾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賄一事,我們已經向貴公司提起訴訟,而您正是因為此事接受質詢。您被指控參與了在塔拉罕發電站項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亞議員行賄。這屬于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b的管轄范圍之內。3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調查阿爾斯通在許多國家的行為。自2010年起阿爾斯通拒絕與美國司法部展開合作。阿爾斯通沒有遵守任何一條承諾!”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也不是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我既不是董事會成員,也不是執委會成員”。但那位檢察官沒給我留一點兒時間。“皮耶魯齊先生,我強烈建議您不要給您的公司打電話。我們希望你為我們效力……”剎那間,我的大腦全亂了。這位司法官員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們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亞的交易中,雖然您扮演的不是決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們想要的,就是起訴阿爾斯通的最高領導層,因此,我們要求您不要告知他們您正在被質詢。您要放棄聘用律師。您明白了嗎?”我意識到他們正在開條件,正在策劃一場交易。諾維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們公司內部的線人……他翻來覆去地命令我:“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但這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不會掉到那個檢察官給我設的陷阱里去——那時我無論如何都堅信這一點。作為一名優秀的“戰士”,我絲毫沒有考慮這會讓我付出怎樣的代價。

我向檢察官解釋:“請您聽清楚,我不明白你們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們允許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國領事館。”檢察官神情堅定,朝一位探員打了個手勢,此人把黑莓手機還給了我,手機在我被捕的時候就被沒收了。我最終聯系上了蒂姆·庫蘭,他是阿爾斯通鍋爐分部在美國的主管。我向他簡單陳述了一下情況,他非常吃驚:“這事出在你身上,實在不可思議,簡直荒唐。我們會立刻把你從那里解救出來的。我馬上給總部打電話。”庫蘭的話讓我安心了一些,我依然堅信,這不過是一場幾個小時的糾紛,很快我就會恢復自由。阿爾斯通會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從這場危機中解救出來。

檢察官回到了審訊室。“您不想跟我們對話?沒關系。這是您的選擇。”

“不,我準備澄清一下我在這筆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這筆生意里,我覺得我沒什么可自責的。但是為此我需要一位律師陪在我身邊,因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權利。我相信任何一個外國人都會這樣做。”我的爭辯在檢察官諾維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動搖,接著說:

“之后我會把您轉交到曼哈頓的一所監獄里,您將在那里過夜。明天您將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開庭前您有權利面見您的辯護人。他拿過話筒向領事館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紐黑文法院的法官會聽取我的辯訴。接著,我們上了一輛汽車,朝曼哈頓的監獄開去。

在入獄手續辦理過程中,我感覺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樣神志恍惚的“第二狀態”。我被帶到一間單人牢房。其實,后來我才知道,我當時是“進洞”了,這里是用來隔離最危險的犯人的。當時已經接近凌晨3點,一個獄警把我推進了牢房,我頓時陷入一片昏暗。牢房里充滿惡臭的氣味,狹窄的空間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見,四周圍繞著咒罵聲和可怕的叫喊聲。看來整層樓的人都在互相廝打、自相殘殺。

第一次開庭

清晨再次見到那兩位FBI探員。我轉移到距離紐約兩個小時車程的紐黑文法院,和來自戴·皮特尼律師事務所的莉茲·拉蒂夫進行首次會面。交談幾句后,我就被她驚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經驗一片空白,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漫不經心的新手氣息。不僅如此,她對阿爾斯通的業務也一無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違犯了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而對于這項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據這部法律,無論任何人,無論國籍,只要涉嫌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只要該罪行和美國有一絲一縷的聯系,美國司法部即可將他投入監獄c莉茲跟我說明了幾個情況:

“皮耶魯齊先生,阿爾斯通的律師今天早上聯系了我們律所,要求我們為您辯護,因為他們不能親自負責。您的辯護費用,阿爾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運!”

“我到底為什么被指控,您總該看幾眼吧?”“貪污案,外加洗錢。”洗錢?這個罪名一般都是給軍火販子和毒品販子的!這么荒唐的指控,他們是怎么想出來的?莉茲看到我的臉都氣白了,趕緊試著安撫我:

“不管怎樣,今天這些都不是事情的關鍵。我只要求他們釋放您。我會提議用10萬美元保釋,這筆錢足夠說動檢察官。請您記住,大陪審團已經對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進行。現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國司法部肯定會向媒體通報。另外,您不是阿爾斯通第一位被起訴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國工作的同事大衛·羅斯柴爾德已經被起訴,并且經過了庭審。他同意認罪,隨即他爭取到不超過5年的監禁量刑。”這下,我的臉徹底嚇白了。我突然意識到控罪的嚴重性,但我還沒來得及細想這些,就接到了執達官的傳喚。

庭審開始,主持庭審的是加芬克爾法官。她按照計劃辯護發言,稱希望支付10萬美元保釋金并佩戴電子手銬,以換取我的有條件釋放。接著輪到代表美國政府的檢察官——諾維克,這位來自FBI總部的人開始陳述。諾維克簡直要殺人,他堅決反對把我釋放,并狂怒地陳述了理由。他用肯定的語氣說:“皮耶魯齊先生在阿爾斯通的管理層中身居要職。他涉及的這筆行賄交易問題極其嚴重。該公司向印度尼西亞的一名議員行賄,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經立案,指控文件確鑿有力。大量的證據和證人證實,皮耶魯齊先生參與了一起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犯罪活動。”

整個過程,我只被問了一個問題,而且只回答了兩個字。我被送回法院的那個小房間,雙手仍被銬在身后,兩個小時之后,獄警把我從那個小房間帶了出來,并把我用鏈子拴起來,我戴著腳鐐和手銬,上半身被一條大粗鏈子捆住。這條大鏈子與手銬和腳鐐一起被一個大鎖鎖住,大鎖垂在我的肚子上。5個小時后,我醒了。我們到了羅得島州的懷亞特看守所。

懷亞特看守所

懷亞特看守所與世隔絕,它被雙層圍墻圍住,四周布滿鐵絲網,每10米裝有一個監控攝像頭。進出的都是裝甲車輛。懷亞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備森嚴的羈押中心。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這就是美國司法部決定關押我的地方:一個超級“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慣犯,也不是危險的犯人,所以美國司法部的這個選擇違背了任何一條收監的邏輯。

2013年4月15日,我進了看守所。剛開始對我而言是度日如年。沒有音樂,沒有電視,沒有本子,沒有鋼筆,沒有書,我唯一能看的資料就是莉茲在法院給我的起訴書摘要。讀著讀著,我的思緒又回到了21世紀初,那時候,這個可惡的印度尼西亞的項目合同還在談判之中。就是那一紙合同,給我惹來了這場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間的牢獄之災。

2000年初,阿爾斯通面臨著嚴重的財務危機,公司瀕臨破產。1年前,領導層同ABB集團結成聯盟,那是一家瑞士與瑞典合資的對手公司。但很快,這場工業界的聯合變得后患無窮。阿爾斯通掌握了ABB的燃氣汽輪機技術,便以為自己簡直是做成了一筆世紀交易,殊不知這筆訂單的簽署正是公司歷史上最為災難性的一次決策。當時,這個汽輪發電機技術根本沒有發展成熟,而且在使用中發生了多起技術性故障。事后阿爾斯通只好向客戶賠償損失,為此付出了超過20億歐元的賠償金,公司負債比高得驚人(增加了2 000%)。當時公司宣布其財務赤字創下53億歐元的紀錄,因此失去了銀行的信任。也是在這個時期,董事會決定辭退皮埃爾·比爾熱,將掌管公司的大權交給了柏珂龍,以期他能力挽狂瀾,帶領公司走出困境。柏珂龍屬于精英階層,他先在普基集團供職,之后在2001年成為阿爾斯通的董事,2003年成為總經理,最終成為首席執行官。掌權之后的幾個月,他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產,甚至親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辯護,還親赴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游說,更要說服法國政府援助阿爾斯通。在這場生死攸關的行動中,柏珂龍得到了一個人的鼎力相助,就是尼古拉·薩科齊,未來的法國總統,當時還是經濟財政部長。他知道法國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業,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樣袖手旁觀,眼看著為數不多的法國跨國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這家公司重新部分國有化——法國政府回購了阿爾斯通略超過20%的資產,從而拯救了阿爾斯通。

在國際組織關于國際反腐敗斗爭形成協議之前,利用中間人獲取國際市場項目曾是一個被容許的慣例。賄賂行為越是在法國本土被禁止,就越是在國外被縱容。法國企業的高管每年都會跑到位于貝爾西的財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別費用”清單。直白點說,為了能在國際招標中中標,最常見的方式是經由中間人行賄,按規定這部分費用必須以正規程序列出,以便之后從企業繳稅中扣除。這無非就是以一種受政府管控的變通方式,把違法的行為合法化。

2000年9月以后,情況變了。法國與其他采取行動的國家一樣,承諾向國際腐敗行為發起斗爭。因此,阿爾斯通的領導層必須全盤了解ABB與其中間人簽署的所有承諾合同,以使公司的行為符合法國最新法律。我很快就拿到了阿爾斯通方面鍋爐業務部門的名單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團(其中就有蓋里領導的溫莎美國總部)聘用的中間人,情況可就大不相同。雖說兩家公司已經合并,但是這些部門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們的中間人關系網。不僅如此,在每個國家,ABB所屬的公司都像地方諸侯,完全獨立于公司總部。盡管如此,我還是列出了一個初步名單。我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合同,每份合同條款不同,有些內容甚至非常荒誕可笑。有些中間人經過艱苦的談判獲得了公司的承諾,甚至得到了按月劃款條件,而且居然沒有合同期限。他們獲得了終身行賄的權力!那段時間,為了展現高層加強程序合規性(符合規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決心,阿爾斯通的領導制定了新的準則。自那以后,公司開始實行嚴格的中間人審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間人,需要至少13個人簽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須附有“項目清單”,清單上要強制性地列出中間人的傭金數額,以及付款條件(付款周期和付款進度)。這份清單必須經過3個人審閱和簽字:第一位是擬定該項目報價的部門高級副總裁,第二位是負責阿爾斯通國際關系部的高級副總裁,第三位是在項目所在地負責國際關系部的地區高級副總裁。最后,所有超過5000萬美元額度的交易都必須直接報告給包括財務經理在內的風險委員會并獲得批準,該委員會直接對集團首席執行官負責。對于鍋爐業務而言,幾乎沒有額度低于5000萬美元的交易。

真正終止腐敗的唯一辦法就是徹底停止使用中間人。然而公司最終的選擇不是如此,相反,從表面上看,“項目清單”“審核流程”嚴苛無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間人的行為在柏珂龍的領導下仍然照常進行。唯一的改變,就是賄賂行為更加隱蔽。

在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爾斯通繼續付給中間人酬勞,以求對相關的實權人物如工程顧問、專家和評標委員會成員施加影響。如果風險看上去過高,與其求助于中間人,集團更愿意購買當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裝公司等)的服務。這樣,來自反腐敗機構的限制就會小得多。而且阿爾斯通并不是個例:許多同樣使用大型國際事務所作為中間人的跨國公司,都采用類似的障眼法。負責監督遵守規章制度的合規部門,自然對這些行為有所耳聞,企業的最高領導層也是如此。

律師對我說,美國司法部還想繼續扣留我,檢察官會把要價抬高。她問:“您的銀行賬戶里有多少錢?”我腦海中快速地計算著。“所有錢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萬美元左右。”“這些估計不太夠。您搞不到更多錢了嗎?”“搞不到了。雖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錢人。不過,發生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阿爾斯通呢?我也算是因為它而入獄,我想集團會介入吧?”

我當時想,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釋金,法官也會裁定將我釋放。但是因為公司的緣故,我遇到了這么多麻煩,公司應該會通情達理,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碼的結果吧!但是,對我們全家來說,這將會是一場噩夢。2012年8月,我帶著克拉拉和4個孩子到新加坡定居。這次遷居亞洲,對全家人來說都受益。我們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難,新加坡的生活象征著新的開始。

阿爾斯通終于給我派來了一位學識淵博、專業而且精干的新律師,一個能夠應付挑戰的人。斯坦為美國500強中的一些企業做過辯護,還出版過六七本法律專著,這為他贏得了美國“最佳律師”的榮譽。

他說:“您的公司保證支付您的辯護費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爾斯通則會要求您償還這筆費用。事實上,您極有可能要償還這筆費用,前提是您決定應訴但是最后辯護失敗,或者您決定終止應訴,同意認罪。”

哦,我聽明白了。我憤怒地說:“簡直可恥,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爾斯通的名義進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嚴格遵守一切內部流程。”“不論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們為您辯護,阿爾斯通要求我們必須提前向您說明這些條件!”難以置信,他們居然如此厚顏無恥。

“您清楚您都跟我說了些什么嗎?現在公司正在跟美國當局談判,他們一定會承認罪名并且就罰款討價還價。那么對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們那條路,按照您的說法,我就會變成孤身一人,阿爾斯通就會把我丟下不管!這無法解釋!”“皮耶魯齊先生,這件事情其實可以這么解釋,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國企業供職,那么您應該早就被開除了!”他居然把我當成罪人一樣訓斥……不過,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帶出懷亞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態。

“請您明白,皮耶魯齊先生。自從您被捕以后,對方的要價一直在上漲。要想把您帶出這里,需要支付的數額會非常大。阿爾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萬美元,至于您這邊,我們認為您提供40萬美元保釋金就足夠了。此外,貴公司還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兩名負責監視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國。”

“看守?24小時不間斷地監視我的家人和我?”“沒錯。這也是強加給IMF前總裁卡恩的釋放條件,在對他的犯罪案件進行預審期間,他一直都是以這樣的狀態待在紐約的。也請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們的出價,我們也需要一些時間籌足保釋金,給您租一套公寓,還要雇用看守,因此,兩三周之內您是無法離開這里的。”

“斯坦,”我盡可能心平氣和地說,“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曉阿爾斯通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間人的行為。但是,決定雇用中間人的事情跟我沒有關系。阿爾斯通有著嚴格的內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層下達指令。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戶,也不是那個找到中間人的人,更不是那個批準去招募中間人的人。想要招募中間人,需要13個人簽字,還需要3位最終簽署人中的兩個人簽字,再直接呈交給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

我發現他一個字也沒記。他只是看著我,表情越來越無奈。我甚至感覺到,他簡直把我當成了一個蠢貨!最后我閉上了嘴,我們互相凝視著彼此,終于……我恍然大悟,律師把我當作蠢貨情有可原。我簡直傻透了,竟相信阿爾斯通會冒著這樣的風險來營救我!我的處境確實非常危險。而且從今以后,我就是孤軍奮戰。

我用蒼白無力的聲音再一次問斯坦:“您查看過起訴書了嗎?收到檢察官的其他文書了嗎?那里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這種觀點。確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但是檢察官會給我們送來150萬份文件。他們說,他們手上有兩個證人能證實您參與了這場犯罪……”

最后,為了能夠獲得律師的幫助,我在公司交給律師的那份文件上簽了字,我別無選擇。

第二次開庭

3年多前,美國司法部就啟動了第一輪調查。這時,我也明白了為什么美國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勢對待我:他們要我為阿爾斯通兩面三刀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事實上,美國人剛啟動調查就通知了阿爾斯通,并要求阿爾斯通予以配合。美國司法部的常規做法是,向所有即將接受調查的企業提出建議:簽署一份《推遲起訴協議》。為此,企業必須同意自證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動,必要時還要揭發自己的雇員。一般情況下,同意這些要求后不會再有管理人員被捕。在阿爾斯通事發之前,另外兩家法國企業——道達爾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這種方式分別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億美元和3.38億美元的罰款。但是阿爾斯通想奉陪到底,這才是出其不意將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現在,美國司法部想要向阿爾斯通證明,誰才是更強勢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爾斯通認罪。

為了取得指控阿爾斯通的證據,美國司法部運用了多種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臥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門、與調查人員全方位合作的眼線。多年來,他一直在上衣里藏著一支錄音筆,錄下和同事之間的大量對話。他就像一只鼴鼠藏在公司內部,為美國FBI所用。這名年近65歲的職員為何會同意充當這樣的角色?美國FBI和司法部給他施加了怎樣的壓力?我沒有時間深思,諾維克檢察官現在開始討論我的案情。他的陳述直截了當,在他看來,阿爾斯通是他職業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龐大的腐敗企業,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是阿爾斯通的管理人員,級別很高。這些年來,阿爾斯通領導層一直對其委以重任。今日,阿爾斯通向您提議支付150萬美元保釋金,以求獲釋。然而,該公司本身就涉嫌參與此次行賄事件。盡管并未被正式起訴,但該公司仍然是該事件的‘共謀者’之一。因此,本檢察官產生如下疑問:一位‘共謀者’是否有資格成為保釋條例中的擔保者,此案與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確鑿可靠。最后,請法官大人注意,法國不會引渡其公民。倘若將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釋放,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國,他將面臨重刑——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我現在才45歲,接下來的三四十年,我可能都要被困在這不見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這一切都是為什么?就因為我作為阿爾斯通的一名中層管理人員,10年前曾批準雇用一位不知姓名的中間人,為幫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賄?但是,我既沒有欺騙誰,又沒有傷害誰,更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更何況,這一切都是嚴格遵守公司內部流程進行的。終身監禁!這絕對是敲詐。檢察官想演戲來威脅恐嚇我。他雙眼直視我,完全不像是虛張聲勢。如果他說的是真的呢?我呆若木雞。他毫不掩飾: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質”,是他和阿爾斯通下的盤棋中的小卒。難道這就是正義?但是訴訟辯論結束了。

除了阿爾斯通支付的150萬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萬美元之外,法庭希望還能有一位美國公民承諾將其房產作為保釋金的一部分。很明顯,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爾斯通。

我徹底崩潰了。我難以抑制對這兩位律師的憤怒。斯坦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總檢察長,怎么會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間的利益沖突會帶來的巨大風險,又怎么會預料不到主審法官的反應?由此得到的信息很明確:我被鉗制在阿爾斯通和美國司法部之間,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選的律師控制。

我的妹妹朱麗葉特接受過專業的法律教育,她已經把那份針對我的起訴書詳細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訴書的幾乎全部內容就被上傳到了美國司法部的網站上)。

“親愛的弗雷德,”朱麗葉特在信中寫道,“得知你被美國FBI逮捕的消息,我極為震驚,我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發現你已經成為‘美利堅合眾國訴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案的起訴對象。我點擊了美國司法部的公開文件,令我感到更加震驚的是,全文居然長達70多頁!未等判決結果出來,美國司法部居然就將起訴內容公之于眾!當我仔細讀過起訴書之后,更是感覺匪夷所思。他們監禁你的證據是什么?他們那種司法運作方式讓我極為憤怒。更何況,就算起訴書上寫的內容全部無誤,按照法國或是歐洲的慣例,如果腐敗行為已被證實,首先針對的也應該是企業本身,而非企業的雇員。除非腐敗行為是雇員擅自所為,或者是為了中飽私囊。但很明顯,你的案子不屬于這兩種情況。你要堅持下去,我會向法國外交部上報此事,爭取請他們前去處理你的危機。”

我被捕的地方是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那里發生的領事保護事宜歸法國駐紐約領事館管轄。我被轉送到的懷亞特看守所位于羅得島州,那里發生的領事保護事宜歸法國駐波士頓領事館管轄。而在朱麗葉特提醒他們之前,法國外交部的辦事人員居然對我的行蹤一無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

監禁125年,從懷亞特看美國司法

在美國電視劇和電影中,美國人為了吹噓自己的司法體系,往往會拍攝這樣的場景:眾人矚目的庭審現場,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作為正義的化身為被告人辯護。我們早已被這種劇情洗腦,誤以為即使最弱勢者的案件也會有人傾聽,會有人為之辯護。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美國90%的案件中,被告人會選擇放棄申辯。原因非常簡單:高昂的辯護費必須由被告人全額承擔。只有那群真的非常有錢的人,才能負擔得起律師事務所的費用。事實上,身處美國的司法體系中,被告人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檢察官只會朝有罪方向進行調查。而法國的預審法官則不同,他們會同時尋找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查閱卷宗、對案件進行復核鑒定、尋找有利于被告的證詞。在美國,這些步驟的費用必須由被告人支付。在財務案件中,要查閱的卷宗往往多達幾萬份甚至十幾萬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里)向專業辯護律師支付高達幾十萬美元的辯護費,也很少有人會去求助私家偵探開展復核鑒定。而檢察官則擁有各種調查手段和人數眾多的資深律師,原因在于美國司法機關非常有錢,這和法國完全不同。因此,在調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根本就不對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羈押入獄,他與律師之間的溝通渠道非常有限,實際上不可能有人聽到他的聲音。我必須讓自己穿上“鎧甲”,才能不被美國司法部這臺兇險的機器碾碎。

一張精心布置的羅網正在收口。而布局的人無論怎樣都會成為贏家。簡而言之,如果想被釋放,我就得認罪。否則,我就要做好準備,在審判前長時間被羈押在看守所。

決定命運的一天來了。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樣,手腳戴著鎖鏈,被塞進一輛押送車,送往紐黑文法院,檢察官正在那里等著給我提出“辯訴交易”。我進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茲,他們身邊站著曾兩次嚴厲拒絕我的保釋請求的康涅狄格州檢察官諾維克。還有我祈禱永遠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檢察官——丹尼爾·卡恩。他是美國司法部反腐辦公室的聯邦檢察官,此次專程從華盛頓趕來。這位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專攻美國反海外貪腐犯罪的檢察官年輕有為、以打擊白領犯罪而著稱。

在紐黑文法院大廳里,卡恩在投影屏上展示了當前法院掌握的證據。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們的中間人謝拉菲的一個銀行賬戶的轉賬記錄。里面有一筆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亞議員親信的賬戶轉入28萬美元。在他看來,這就是貪腐的鐵證,只要我堅持打官司,謝拉菲就會出庭作證。鑒于謝拉菲和那位議員多年來的商務往來(謝拉菲說,他們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亞投資了幾家企業),這些轉賬記錄對我來說沒有什么奇怪之處。怎么能說它們與塔拉罕項目的合同一定有關聯呢?就算它們和此事真的有關聯,我也沒有從謝拉菲或者別人那里聽說過,更不知道這筆轉賬的具體金額。但是,我寧愿保持沉默,一言不發。卡恩說的每句話都讓我感覺到,我像是一只被膠水粘住的可憐蒼蠅,無論怎么掙扎,都會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緊。在卡恩和諾維克的報告中,我被定義為“鏈條中的一環”。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要順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級別,一直追蹤到阿爾斯通首席執行官柏珂龍。“他們剛剛起訴了第三名阿爾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職位由羅斯柴爾德繼任),他們在打時間牌。”“他們肯定會向他拋出一個協議。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認罪,并且向檢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您對他們就沒有利用價值了,您也就不能以這種方式和他們達成認罪協議。您最終會成為他們的棄子,他們會把您‘遺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審判。”律師對我說。

“可是,我做出決定的依據是什么?他們真卑鄙。如果我認罪,阿爾斯通就不再為我支付律師費,將完全拋棄我;如果我不認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監獄。”“我們無能為力,弗雷德里克。對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監禁的您來說,不著眼于現在的情況是不切實際的。”

經過3個小時的車程,我被送回了懷亞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擊,我幾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果我認罪,那么阿爾斯通高層會做何反應?如果企業切斷了我的經濟來源,我的妻兒要如何生活?他們肯定無法留在新加坡,必須回到法國。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釋金的方式獨自留在美國,無法工作,繼續等待判決。

對公司來說,我已經是一枚棄子、一匹害群之馬。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個氣,就自行得出了結論。自從我被逮捕后,整個企業就籠罩在恐慌之中。同事們都在絞盡腦汁回憶以前各種會議時的情景。每個人都在想,某天的某個會議,是不是有只“鼴鼠”在場,他是不是帶了錄音話筒,特別是,自己是否說了什么此后可能會被追責的話。所有人都在擔心美國FBI探員突然出現在自己的辦公室。很多人都覺得自此以后總裁柏珂龍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隨時有可能被起訴。對我來說,遺憾的是木已成舟。我得挺住。我要注意自己的身體,開始鍛煉。

從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諾維克3次傳我去紐黑文法院“過堂”。他們進行了一場“環球巡游”。在漫長的數小時之中,他們始終揮舞著2002-2011年阿爾斯通內部的往來郵件提問,內容都是關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蘭等地簽訂的或僅是期望簽訂的合同。每一次被傳喚問話,檢察官都會用各種各樣的問題對我進行一番轟炸。

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阿爾斯通集團前鍋爐部全球負責人;馬修·阿倫,法國《新觀察家》資深記者。本文原載《經濟導刊》2019年第6期,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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