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際秩序對伊斯蘭世界體系的瓦解與重塑

近代以來,在西方國家觀的長期滲透和沖擊下,伊斯蘭世界被動地進行“自我改造”。具體地說,這種“觀念改造”體現為依次遞進的三大方面:西方國家先是用“一族一國”的國家觀,瓦解了伊斯蘭世界維系數個世紀的多民族共存的帝國體系;繼而用“主權國家觀”瓦解中東國家剛剛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觀”;最后,西方國家又通過形形色色的新干涉主義理論,侵蝕了中東國家形成不久的“主權至上”原則。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自我改造始終趕不上西方國家戰略利益變化的現實需求。伊斯蘭世界對西方國際秩序觀的接受使原本自洽的伊斯蘭世界體系逐步瓦解,由此給其地緣版圖帶來難以挽回的災難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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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際秩序對伊斯蘭世界體系的瓦解與重塑

進入近代后,歐洲國家憑借大航海、工業革命帶來的歷史性機遇,日趨成為世界權力舞臺的中心,伊斯蘭世界則錯過這班權力轉移的時代列車,日漸由盛轉衰。伊斯蘭世界落后西方世界不過200年時間,但這200年間西方發生的變化,比自古希臘羅馬時代到18世紀的2000多年間所發生的變化要大。伴隨著西方國家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強大,西方與伊斯蘭世界原本平等的跨文化交流,變成了西方價值觀念對伊斯蘭世界的單向滲透。

這其中,西方國際體系對伊斯蘭國際體系的影響復雜而深遠。歐洲地緣版圖碎片化的現實,決定了西方/歐洲的地緣政治戰略和戰略文化,其基本特性就是“分”:即分裂、分離、分立。這種特性極大地影響和塑造了伊斯蘭世界的地緣政治生態,并由此帶來一系列嚴重后果。

一、以“民族國家體系”解構“帝國體系”,導致奧斯曼帝國解體

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面臨的第一輪觀念沖擊,就是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對伊斯蘭世界原有的帝國體系的改造和重塑。“民族國家體系”(也就是所謂“主權國家體系”),脫胎于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種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被分割為不同主權國家,它們誰都不承認最高權威的存在;個體國家負責制定和實施法律,解決爭端;國際法旨在建立共存的最低限度規則;所有國家一律平等;國際法僅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國家間分歧經常通過武力解決等等。

“民族國家體系”能夠成為歐洲大陸的“標準”政治單位,歸根到底是歐洲特定地緣政治環境的特產。羅馬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歐洲大陸曾經實現地緣版圖統一,其疆域西起西班牙、高盧與不列顛,東到幼發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達萊茵河與多瑙河一帶,是世界古代史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約500萬平方公里)。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羅馬帝國一分為二,實行永久分治。476年西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從此陷入“小國林立”的地緣破碎狀態。公元8世紀時,查理曼帝國(也稱“加洛林帝國”)曾短暫統一歐洲,其版圖西南至厄布羅河,北臨北海,東至易北河和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北半部。但查理曼帝國在第三代繼承時發生分裂,查理曼大帝的三個孫子在843年簽署《凡爾登條約》,將整個帝國一分為三,歐洲統一進程再次中斷。

公元962年建立的“神圣羅馬帝國”看似統轄全歐洲,實則并未真正形成統一國家。13世紀以后,哈布斯堡王朝極力擴張勢力范圍,但“全歐洲都擔心它要變成一個世界性君主國”而紛紛反抗,終于釀成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就是達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使歐洲版圖分裂永久化、合法化。在800年,查理曼帝國統治歐洲時期,西歐大陸上只有不到十個國家,到1300年,國家數量竟達到二百多個。這種破碎型地緣政治版圖,通過強化不同民族間差異性,以及民族內部同一性,逐漸形成延續至今的“民族國家體系”。

某種意義說,“一族一國”的民族國家觀,就是歐洲支離破碎的政治版圖上長出的罌粟花。它對歐洲大陸及外部世界的影響有利有弊。有學者指出:西歐主權國家體系的運作邏輯具有三重性:體系成員間的承認政治與認同政治,體系內部的結構性競爭,以及體系對外部不斷膨脹的動力。這組運作邏輯產生的結果是在歐洲內部加深列強的對立、分裂與重組,對外則使西歐國家體系不斷從西歐膨脹開來。

相比之下,伊斯蘭世界的國際體系更多是一種帝國體系。公元750年建立的阿巴斯王朝對外推行宗教寬容,對內確立穆斯林同胞平等體制,將阿拉伯帝國轉換為伊斯蘭帝國,進而確定起獨特的伊斯蘭世界秩序觀與伊斯蘭世界體系。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伊斯蘭世界體系與日后興起之西歐國家體系均迥然不同,存在極大沖突。此后,1299年建國的奧斯曼帝國維系了長達六百多年的統一局面,另外兩個伊斯蘭大國(沙法維王朝、莫臥兒王朝)也是傳統的王朝統治,由此使伊斯蘭世界體系一直從古代延續到近代。這種國際體系實際是凌駕于民族之上的帝國體系。

【“在歐洲,大遷移的結束讓領土國家逐漸鞏固,其人民屈從于封建領主、王朝統治者及其教士盟友的更嚴密的控制。在伊斯蘭世界,則是創立‘世界帝國’與碎化成更小部落或王朝政體間的激烈動蕩的模式。”】

在歐洲“民族國家”觀念傳入伊斯蘭世界前,該地區根本沒有具有政治認同功能的“民族”概念。在奧斯曼帝國境內,形形色色的民族更多是按宗教歸屬(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猶太教),而不是民族認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阿爾巴尼亞人、亞美尼亞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和斯拉夫人)來區分的。在這里,民眾最關心的是對方是否信仰伊斯蘭教,是不是穆斯林。

【“如果是穆斯林,則無論血緣、地緣背景如何,基本上都與其他的穆斯林平等,同享真主、穆罕默德圣訓與哈里發律法的保護與眷顧。若不是穆斯林,則根據伊斯蘭律法來加以規范。”】

1912年,一位英國外交官驚訝地發現:

【“所有的穆斯林,不論是什葉派或遜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庫爾德族,在戶籍簿上全登記為‘穆斯林’。”】

土耳其人是奧斯曼帝國統治者,但“在奧斯曼帝國社會中,土耳其這一種族名稱幾乎已不再有人使用;而以后在用到這一名稱時,主要又含有鄙視之意,即系指游牧的土庫曼人,或在更晚的一個時期,系指安納托利亞鄉村中說土耳其語的粗魯無知的農民。”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等非穆斯林民族,同樣不看重語言和種族差別,而更看重其共同信仰———東正教。對奧斯曼帝國中的基督徒而言,他們到底是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還是希臘人,幾乎沒有意義。

奧斯曼帝國的國家觀與歐洲迥然不同,但其政治邏輯卻是自洽的。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操不同語言、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更多是劃分職業的標準,而非爭取政治獨立的依據。奧斯曼帝國統治精英的出身就能反映出這一特征:希臘人主導官僚體制,信仰基督教的馬木留克(奴隸士兵)在軍事和政治高層中人數不斷上升、生活在土耳其省的阿拉伯貴族和宗教領導人則是國家與社會的聯系者。這種獨特的運轉模式,將奧斯曼帝國內不同區域的政治精英和民眾,與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有效地連為一體。因此,盡管奧斯曼帝國境內民族構成復雜,但各民族間基本相安無事。這種曾經長期支配中東達1000余年之久的獨特“伊斯蘭世界體系”,塑造了中東穆斯林的世界觀,以及他們對人類政治組織方式與運行規范的特殊認識。

毋庸置疑,與用“民族主義”觀念武裝起來的“民族國家”相比,多民族并存的奧斯曼帝國,其內聚力要差很多。歐洲的民族、民族主義與破碎型主權國家彼此互動、相互促進。相比范圍更小的城邦,以及范圍更大的帝國,民族國家可以實現統治效率與統治成本之間的最優匹配,有助于民眾最大限度地保持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在西歐,專制政體的發展,渴望統一和秩序的中產階級的出現,以及識字的普及、開展群眾性宣傳和教化的新技術的發展,使西歐出現高度一體化的國家結構,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具有空前親密無間的關系。因此,

【“在后來的兩個世紀(指19和20世紀)中,外交上的成就主要屬于那些具有堅強的民族核心的國家,如法國、英國,以致俄國,不是屬于那些組織松散的帝國,如奧地利和土耳其。”】

相比之下,在伊斯蘭世界體系中,帝國境內各民族的“共同體意識”淡漠,它們就像同一個麻袋里的馬鈴薯,看似相互依偎在一起,實則彼此缺乏內在聯系。奧斯曼帝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民族構成復雜。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甚至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間,基督教各教派之間,都不同程度存在裂痕,

【“具有這些缺點的國家,衰退的種子早已埋置在它的基本組織里了。”】

這種認同體系的先天不足,使其很難抵抗來自西歐的民族國家體系的侵蝕和擴張。

事實也是如此。自近代以后,隨著工業革命迅猛發展,歐洲日益成為世界權勢中心,支撐該地區破碎地緣格局的民族國家模式,隨之成為亞非國家主動或被動模仿的對象,乃至成為國際關系標準。1798年拿破侖入侵埃及,就是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到1914年,西方不僅滲透到奧斯曼帝國的經濟領域,而且用民族主義細菌、自我懷疑和壓倒性的精神和物質虛弱感,將其致命性感染。

然而,“一個人的美味是另一人的毒藥”。基于“一族一國”形成的民族國家體系,原本是對歐洲破碎地緣版圖的觀念折射。“國家主權觀念的發展是國家間互相認可過程的核心,由此國家之間互相承認了對方在各自的領土和共同體內的管轄權力。”換言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強調的就是“分”:分化、分治乃至分裂。“民族主義遠非增加政治穩定性和政治自由度,而是制造緊張和相互仇視的狀態”。一旦將這種帶有先天缺陷基因的國際體系觀當作“萬應靈藥”,帶給非西方國家,尤其帶給民族混居的奧斯曼帝國,必然是“淮橘成枳”。

對于“民族國家”思想可能帶來的危險性和災難性后果,多民族混居的奧匈帝國感觸很深。1853年,奧地利外交部長曾警告說:

【“根據民族來建立新國家的主張,是所有烏托邦計劃中最危險的。”“提出這樣的主張就是要與歷史斷絕關系。將它在歐洲任何地區實行,則會動搖堅固有組織的國家秩序的基礎,將顛覆和攪亂歐洲大陸。”

同為多民族國家的奧斯曼帝國更是惶恐不安。這是因為,各個民族集團往往分布在奧斯曼帝國邊界的兩邊: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地跨哈布斯堡和土耳其的兩方;羅馬尼亞人、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則分布在俄土邊界的兩方,而且這些省份的居民對奧斯曼帝國沒有太多向心力。這種民族混居本身不是問題,在絕大多數時間中這些民族相安無事,但如果用“民族國家體系”衡量,幾乎每個民族聚居區都成了潛在的定時炸彈。1862年9月,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外長阿里在給駐法大使的一封信中指出,

【“要是放手讓所有不同的民族去追求他們渴望的自由,土耳其將會成何局面。恐怕得要花上一個世紀的血流成河,時局才能稍微穩定下來。”

這番話最終不幸而言中。歐洲在經濟和軍事上節節勝利,使其倡導的“民族國家”體系和“主權”觀念對奧斯曼帝國的滲透和沖擊越來越大。在“民族思想”沖擊下,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日漸被鼓動起來。

【“這些少數民族與帝國外的民族兄弟保持著親密接觸。……對這些新‘民族主義者’來說,身份必須在領土主權中尋找,而不是在教會成員資格中尋找。在這種情況下,(奧斯曼帝國的坦齊馬特改革)希望基督教會接受共享的奧斯曼或‘土耳其的’公民身份、在共同忠誠于素丹中消除差異,是不可能實現的。”

歐洲列強從地緣擴張角度出發,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些“定時炸彈”來擴大自身利益。1797年拿破侖進軍希臘時,曾讓蒂利將軍利用希臘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來征服愛奧尼亞群島:

【“如果居民們傾向于獨立,那我們就設法助長他們這種情緒,并毫不猶豫地談論希臘、雅典和斯巴達。”】

每個企圖控制奧斯曼地區的殖民強國,都會增強它們種族和宗教分離的趨勢,使它們統治下的民眾反抗的趨勢更趨激烈。這種民族主義“病毒”先是傳染給希臘人,然后傳染給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1815年素丹被迫承認塞爾維亞自治;1821年希臘發動爭取獨立的起義,英法俄介入希臘戰爭;1829年,素丹被迫簽署埃德納條約,承認希臘獨立,給予摩爾達維亞和瓦蘭幾亞(羅馬尼亞)公國自治。

希臘獨立對奧斯曼帝國打擊最為沉重。土耳其雖然早有割讓領土的先例,但帝國附屬國通過武裝斗爭正式脫離它而獨立,這還是第一次。它對奧斯曼帝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希臘獨立就像被推倒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打開了奧斯曼帝國民族分離運動洪流的缺口。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民族構成復雜的奧斯曼帝國像紙房子一樣自行坍塌:19世紀后期,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德內哥羅獨立,并永久脫離奧斯曼帝國;19世紀90年代,馬其頓和亞美尼亞又成為奧斯曼帝國民族矛盾的焦點。巴爾干一躍成為“歐洲火藥桶”。“所有巴爾干國家都希望取回在列強劃下的疆界之外的‘未收復的’兄弟或故土。”在擴張領土的夢想的驅動下,巴爾干地區在20世紀初接連爆發了兩場巴爾干戰爭,并將第三次巴爾干戰爭演變為第一次世界戰爭,最終導致奧斯曼帝國完全解體。

最后,連對奧斯曼帝國忠心耿耿的阿拉伯人也出現了民族分離訴求。阿拉伯語中原本沒有“阿拉伯半島”一詞,也沒有“阿拉伯民族”概念。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稱自己為“貝都因人”。他們的身份和忠誠來自某個大家庭、氏族或者部落。但英國為了給奧斯曼帝國施加壓力,在阿拉伯人中間播下“國家”的種子,煽動阿拉伯人進行叛亂,并表示愿意支持他們進行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獨立戰爭,由此使阿拉伯世界出現了以“民族主義”為旗號,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和爭取獨立的革命意識形態。到最后,甚至連土耳其人也出現了“突厥民族主義”。

可以說,政治民族主義給非西方文化提供了一種不合時宜的東西。“民族國家”的前提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有機聯系,包括管理者具有公共責任、被管理者具有公民責任等。在價值體系上,民族國家觀實際是基于個人主義。相反,多數非西方社會的政治和文化演進,不能滿足國家民族主義的首要條件。在這些王朝和帝國中,當權者與民眾更多是一種“統治與服從”的關系,民眾更多是作為“臣民”而不是“公民”出現的。民族國家理論的導入,直接沖擊著帝國統治的正當性基礎。西方“民族國家”概念在亞非地區的滲透,帶來的問題遠比解決的問題多。

臺灣學者張錫模指出:民族論理的導入,直接沖擊著帝國統治的正當性基礎。當伊斯蘭的論理被實質揚棄后,奧斯曼帝國便喪失了超越性的意識形態統合工具。作為新型統合原理的民族主義更具排他性,而那些被排除的“他者”勢必將被迫尋找自己的對抗性理論,找尋、發現或嘗試創造自己的民族,以作為挑戰帝國支配與抗拒其他以民族為名而來的新壓迫集團的武器。這樣,共存的原則以及被互斥的原理所取代,互斥與對抗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最后使奧斯曼帝國面臨無法挽回的分裂命運。

事實表明,奧斯曼帝國正是這種西式國家觀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所起的作用,就像定時炸彈一樣,使奧斯曼帝國大廈的組成部分相繼崩頹。據估計,到1872年,奧斯曼帝國總人口約2900萬(埃及除外),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帝國的歐洲省份。其中,接近一半人口為非穆斯林。到1906年,奧斯曼人口減少至2100萬人,非穆斯林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西式民族國家體系最終削弱、瓦解,乃至取代了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帝國體系。

一些后見之明的歷史學家抱怨,奧斯曼帝國接受歐洲模式(尤其是民族國家模式)過于緩慢。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正是因為接受了這些“洋教條”,才走上自我毀滅之路。事實表明,西式民族國家體系的移植過程,也是伊斯蘭世界仇殺、戰爭和動蕩的過程。

一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上明確提出“民族自決”原則。這一原則看似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實則暗藏殺機。其既是為了瓦解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同時也隱隱有針對英法殖民統治之意。據統計,二戰結束時,英國本土以外的帝國領域(在英國勢力范圍內名義上獨立的國家,如埃及、伊拉克及英國管轄的前意大利殖民地除外)共計約1300萬平方英里,人口在5.5億以上。而美國直接掌握的殖民地(包括菲律賓在內)僅12.5萬平方英里,人口1900萬。強大的、野心勃勃的美國只有有限的殖民地,日趨衰弱的英帝國卻擁有廣袤的殖民地,控制著大量市場、航路、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這種反差和矛盾是產生帝國主義間敵對關系的主要原因。

因此,有分析認為,威爾遜“警惕甚至妒忌它(英國)的國力”。當時美國認為,“美國不應當對幫助歐洲恢復戰前現狀感興趣,它不是為了這種舊日的過時目標而戰。更迫切在于為重塑未來世界貢獻自己的力量,并為之帶來真正的改變。”在這種背景下,推崇民族自決、讓“屈服于權威的人民”起來反抗,可以削弱英法等殖民帝國的影響力。然而,從客觀效果看,這使“民族國家”觀念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

阿拉伯知識分子起初并不贊同這種帶有分離主義色彩的“民族國家觀”,但一戰爆發后,英國的挑唆使阿拉伯人的獨立意識日趨復蘇。與此同時,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將巴勒斯坦設定為流散猶太人的棲息地,謀求構建“民族家園”,并從開始就將獲得西方大國支持。在此背景下,主張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日漸大行其道。它由三個緊密聯系的意識形態內容構成:納賽爾主義(以埃及總統納賽爾命名)、復興黨主義(以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命名)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由1952年美國貝魯特大學學生組成的同名組織命名)。三者盡管存在差別,但他們都呼吁解放阿拉伯領土,實現獨立,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所有這種基于“民族國家觀”的國際體系重構,使原來延續數百年的伊斯蘭世界體系日漸土崩瓦解。

二、用“主權國家”取代“民族國家”,導致阿拉伯世界“小國林立”

倡導主權國家體系,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或許意味著獨立、解放和自由,但對阿拉伯世界卻是災難多于福音。按理說,“一族一國”原則應用到阿拉伯世界,可以產生與歐洲政治實踐相反的地緣政治效果:在歐洲地區,按照“一族一國”原則建立起的是破碎型地緣政治。而從奧斯曼帝國解體廢墟中重生的阿拉伯民族,因人數眾多,占據西亞北非廣袤領土,因此,如果按照“一族一國”原則建國,阿拉伯民族完全有可能建立一個北到亞歷山大勒塔,東到伊朗邊境,南到波斯灣,西接紅海、地中海的“大阿拉伯國”,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極。

這種結果顯然是西方列強不愿看到的。當初歐洲列強向東方世界灌輸“民族國家”觀念和“民族國家體系”,主要是為了削弱、瓦解民族宗教構成復雜的奧斯曼帝國體系,而不是“傳播先進文明”、解放奧斯曼帝國中各個民族,更不是給自己培植對手。由此不難理解,在中東地緣體系重構這一關鍵性問題上,英法背棄了1915—1916年英國高級專員麥克馬洪與侯賽因達成的“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承諾,也背棄了一再宣揚的“一族一國”原則,而反其道用之,用“民族自決”衍生出擴充勢力范圍的新政治制度———“委任統治”制度。按照1916年英法秘密達成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英法最終將整個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委任統治國”,將中東直接納入其殖民體系。因此,無論從潛移默化,還是政治強制角度看,中東國際體系從誕生之日,就打上了“西方制造”的烙印。

反過來看,“委任統治”與“民族自決”的部分聯系,又促使受托管地區的民族主義者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國家,而這種民族解放運動,恰恰是沿著英法事先劃定的版圖,產生出若干“主權國家”。換言之,英法為阿拉伯人量身打造的地區體系,并非依據此前一再強調的“民族國家”,而是按照“委任統治”原則建立起來的“次民族國家”。這樣,中東的地緣版圖結構,由最初設想的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家”,變成了碎片化的“中東主權國家”體系。

二戰結束后,美國和蘇聯取代英法,成為對中東地區秩序影響最大的域外大國。戰后初期,英法等傳統殖民體系依然存在,極大妨礙了美蘇在全球事務中發揮作用。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來說,盡管長遠看他們才是真正對手,但在當時情況下,其面臨的共同任務,就是設法瓦解英法主導的全球殖民體系,以便騰出空間為美蘇博弈留出空間。正如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強國英國贊成“自由貿易帝國主義”、以便進入世界市場一樣,出于同樣的原因,20世紀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強國美國,贊成反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目的就是將自己的統治強加在剛剛從英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人民的頭上。

為實現這一目標,美蘇不約而同地共同推動“非殖民化”運動。早在二戰后期,羅斯福與斯大林就共同倡導“民族自決”原則,并使之成為國際法基本原則之一。羅斯福強調說:

【“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爭結束之后不會存在很長時間。”】

在美國領導人看來,這些殖民帝國性質反動、效率低下、保守落后,但“更糟糕的是,它們制造經濟孤立,關閉向美國開放貿易大門,阻礙美國出口增長”。

對此,英國人心知肚明。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在回憶錄中提道:

【“(羅斯福)希望,那些以前的殖民地一旦擺脫其主子,將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依附于美國。”】

法國領導人戴高樂也看得很明白,羅斯福支持世界上的殖民地獨立,而這些新獨立的、羽毛未豐的國家一定會依賴美國來度日,這些國家政府的人事、決策也會受到華盛頓和羅斯福的遙控指揮。美國實行帝國主義擴張而對蘇聯進行的“冷戰”是公開的,而對英帝國進行的“冷戰”則是隱藏的。盡管有尊重和友誼的詞句作偽裝,后一種“冷戰”卻和前一種“冷戰”同樣真實。這和比較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企圖支配和削弱較老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它的主要對手英帝國主義這個目標,是相吻合著的。”

不管怎么說,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共同倡導民族自決和“非殖民化”,使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客觀上使肇始于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成為全球性體系。據統計,1940—1980年期間,超過80個歐洲海外殖民地獲得獨立,涉及人口占全世界總人口的40%左右。

具體到中東地區,英法殖民統治體系同樣日漸瓦解:法國1945年放棄對黎巴嫩的委任統治權;英國1946年廢除在外約旦(1949年12月以后改稱約旦)的委任統治,承認它為獨立的王國。一年后,英國放棄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1956年英法在蘇伊士運河戰爭中慘敗,徹底結束了近一個世紀英國在中東腹地占據主宰地位的時期,標志著“老牌帝國主義在中東遭到了決定性失敗。”到20世紀50、60年代,英法已日漸淡出中東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

然而,“前門驅狼,后門進虎”。英法殖民列強撤出留出的權力真空,很快被美蘇兩個新的超級大國取代。前面已經說過,美蘇倡導“民族自決”和“非殖民化”,主要是為削弱英法殖民體系,而非真的對第三世界解放感興趣。因此,面對被英法打亂“游戲規則”建立的中東地緣秩序,美蘇并沒有“較真”,而是沿著英國人為劃分的中東新版圖進行地緣博弈。無論美蘇如何爭奪中東,它們都有意無意忽略了阿拉伯人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20世紀50、6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實際只是“人造國家自決”,而非“阿拉伯民族自決”,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東地區體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近似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國家”。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阿拉伯地區的組織原則并非給定的前提,而是個競爭性概念。表面看,中東地區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無政府狀態,但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兩大跨國意識形態,一直試圖將該地區從歐洲殖民者遺留下來的主權國家體系,轉變為統一的民族國家,乃至更高層次的神權國家。這種意識形態挑戰,是阿拉伯地區自奧斯曼帝國解體后始終動蕩不定的根源。

“民族國家”法理與“主權國家”邊界的不重疊,導致阿拉伯各國在“民族”與“國家”之間游移不定,阿拉伯世界紛爭不斷。有學者正確地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國家與民族在外部的不一致,導致了民族主義性質的修正主義(如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與民族在內部的不一致,導致阿拉伯國家內部缺乏凝聚力。

這種修正主義與國家內部無凝聚力相互作用,使該地區特別容易出現戰爭傾向。這是阿拉伯地區自奧斯曼帝國解體后始終動蕩不定的根源。薩達姆政權就是典型例證。他最初打著“國家主義”旗號上臺,然后又以“巴比倫傳人”自居,再后來又自詡為“穆斯林統一者”,最后又打著激進世俗主義的旗號,試圖武力吞并奉行“封建主義”的科威特政權。

總之,在伊斯蘭世界體系已經瓦解,中東各民族“民族國家意識”日漸復蘇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本來最需要的是建構“想象的共同體”,但英法等西方國家采取的“委任統治”做法,卻導致中東的民族建構反其道行之,最終使中東國家的權力分配日趨碎片化。

三、用“新干涉主義”挑戰“主權國家論”,使中東國家繼續遭受霸權欺凌

在阿拉伯世界,20世紀50—70年代是“主權國家觀”與“民族國家觀”進行拉鋸戰的時代。這一時期,以納賽爾主義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主張阿拉伯團結統一。阿拉伯世界還進行過多輪國家合并嘗試。可惜的是,這些合并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到20世紀70年代,以1970年納賽爾去世和薩達特繼任總統為轉折點,中東國家逐漸放棄了納賽爾時期大力倡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轉而高舉“埃及第一”的旗幟。典型事件就是,埃及不顧其他阿拉伯國家反對,與以色列單獨媾和:1977年11月薩達特突訪以色列;1978年9月埃以簽署“戴維營協定”;1979年3月埃以簽署和平協議。

埃及“各掃門前雪”的做法使約旦等國隨之效仿,與以色列實現和平,風靡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統一事業遭受重大挫折。這意味著,阿拉伯國家已經勉強承認了“威斯特伐利亞式”的地區體系,各國當權者不再謀求實現阿拉伯統一,不再謀求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而開始承認現狀,并學著用“主權不容侵犯”原則,來維護本國權益,反擊西方霸權滲透。某種意義上,“主權至上”已成為中東國家維護自身權益的最后一道防火墻。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盡管中東國家亦步亦趨,努力效仿和適應外部國際體系沖擊的節奏,進入主權國家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東國家的麻煩已經結束。中東國家適應國際體系變遷的步伐似乎總是“慢半拍”,總是趕不上西方謀求霸權的步伐:當年奧斯曼帝國為適應“一族一國”原則,摒棄了持續上千年的伊斯蘭世界體系;當阿拉伯人試圖按照“民族國家”原則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時,西方列強卻按照“委任統治”方式肢解了阿拉伯世界,使之成為小國林立的主權國際體系;當中東阿拉伯國家決意放棄“民族國家”夢想,勉強適應了符合西方戰略設計的“主權國家體系”后,“主權不容侵犯”原則又開始面臨西方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挑戰。既然“主權不容侵犯”原則成為妨礙西方大國逐鹿中東的障礙,西方大國下一步舉措,就是想方設法消解主權國家原則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在此背景下,質疑主權國家思潮大行其道,“國家中心論”逐漸被各種新干涉主義論調所包圍。

第一類是從全球化角度出發,強調用“全球政治”取代“主權政治”。

全球化進程本身就是對國家本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及基于現實主義的全球政治秩序的挑戰。一方面,各種國際組織和非國家行為體層出不窮,客觀上對主權國家傳統地位構成極大挑戰。據統計,1948年,聯合國之下的正式非政府組織只有69個,但到2015年,非政府組織已超過4000個,許多非政府組織將使命界定為維護“普世人權”,由此直接侵蝕了傳統上屬于主權國家的正當權益。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促使西方跨國資本力量迅速壯大。據統計,在全球排名前100位的經濟體中,有51家是跨國公司,49個是主權國家。世界最大200家跨國公司,其經濟總量比182個國家的經濟總和還要大。跨國公司的行為模式和邊界已不限于發出指令、進行不平等交換,而是直接構建和整合領土和人口,因而對主權國家地位構成極大挑戰。

【“巨大的工業和金融力量不僅生產出商品,也生產出主體。它們趨向于把民族國家變成簡單的工具,其職能僅僅是記錄、統計由它們驅動的商品、金錢、人口交流罷了。跨國公司實際上決定了世界的新生態政治結構。”】

總之,全球化趨勢打破了傳統的國內/國際、內部/外部、領土/非領土之間的區分。

在此背景下,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了“失敗國家論”,認為虛弱國家和失敗國家會引發恐怖主義、地區亂局、犯罪活動、疾病和環境災難,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因此美國必須主動“走出去”,穩定這些國家,協助其建設國家。這種理論對落后國家的主權至上原則構成直接挑戰。美國對阿富汗和索馬里的界定和干預,就是典型例證。

第二類是將抽象原則(如人權、民主等)凌駕于國家主權之上。

這派觀點認為,國際法確立的權力與制約、權利與責任等條文規定,極大限制了國家主權原則,使“主權”不再是國際合法性的直接保證。最典型的就是“人權學說”,該理論宣稱“人權無國界”,“一個合法的國家必須是維護某些共同的民主價值的國家”,“人權高于主權”。而《國際人權憲章》《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以及199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屬于少數民族、種族、宗教、語言的人的權利宣言》等,均成為人權保護的國際法來源。“國際人權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國家內部事務的未經授權的侵犯。”

進入21世紀后,“保護的責任”(R2P)概念大行其道。該理論認為,當一個國家無法為本國公民提供有效保護時,國際社會有權做出反應,采取決定性行動。該理論強調,它不僅僅是“反應的責任”,還包括“防止的責任”和“重建的責任”,這些表述暗含了對他國進行政權更替的可能性。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一位學者認為,三百五十多年來,“邊界不容侵犯”和“壟斷使用武力”一直是主權的正式標記,采納“保護的責任”是國際社會的一道分水嶺,標志著主權時代的終結。

第三類是濫用“正義戰爭”的概念,賦予其反對主權國家體系的新意義。

“正義戰爭”很容易將戰爭美化和倫理化,因此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中,這一做法一直被嚴格限制乃至被完全拒絕。但近些年,這一概念大行其道。戰爭的地位被弱化為一種警察行動,日益變成可以輕易啟動的強制方式。與此同時,戰爭行為被賦予倫理意義,發動戰爭的國家日益被神圣化。

【“它已變成一種自己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活動。首先,只要有倫理依據,軍事措施就具有合法性;其次,以軍事行動去取得欲求的秩序和和平,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做法。這兩種成分的合成物確實可成為一個關鍵性要素,它將決定帝國的基礎和新傳統。”

“正義戰爭”概念的復活,是美國為首的新帝國體系日漸浮現的征兆和外在表現,其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東國家)的威脅,日趨直接而明顯。

這種狀況在冷戰結束后體現得最為明顯。蘇東陣營解體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一枝獨大,美國急于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秩序。為了干涉第三世界國家內政,西方國家炮制出種種歪理(如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出現人道主義災難、政府專制獨裁等),詆毀“主權不容干涉”原則,目的就是突破第三世界國家政權生存的最后“護身符”,為西方國家干涉他國內政提供口實。

理論觀點不同于外交政策,但理論一經統治者接受,便會轉化為現實政策。這些質疑主權國家地位的理論,本身就是適應西方大國現實需求而產生的,因而其一旦出現,便受到西方大國的追捧,成為西方大國干涉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理論幫兇。

【“超國家機構可因任何緊急事態或以倫理價值之名展開干涉,這種行動的合法性不是受到法律權利的首肯,而是為國際共識所支持。換句話說,普遍價值觀使警察權力合法化。”

美國是新干涉主義的始作俑者,中東則是新干涉主義的重災區。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國家實力膨脹使美國稱霸野心日益膨脹,干涉他國沖動日益增強。美國學者提出了“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大國悲劇論”“失敗國家論”“游戲規則論”等不同的戰略藍圖。

【“美國的大戰略就是在辨認地緣政治的斷層線,找出潛在的全球性力量將要出現并相互沖撞,進而產生最終導致重大戰爭發生的矛盾的地點和方式,并找到克服斷層線的方法———或者至少要找到降低斷層線的破壞潛力的方法。”】

中東國家則是這類干涉行動的主要受害者。1991年海灣戰爭是美國踐行干涉理論的發端。“9·11”事件的爆發,促使美國進一步將中東作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戰略突破口,將政權更替作為實現該目標的主要手段。小布什政府干涉中東事務,主要沿襲兩條政策主線:一是師承威爾遜學派的新保守主義學說,在中東推行“民主改造”。威爾遜學派將觀念性東西視為決定性因素,衍生出“民主導致和平”“專制滋生恐怖”等種種觀念,并認為傳播民主是美國外交的頭等大事。美國不斷敦促沙特、埃及等傳統盟友進行政治改革,并試圖將伊拉克重建為“中東民主樣板”。美國強行對他國進行“民主改造”,直接對主權國家體系構成威脅。二是依據杰克遜學派,在中東武力推進霸權利益。杰克遜學派強調為了實現美國利益,可以使用強力達到目的。據此推演,既然恐怖主義是當前美國利益的最大威脅,因此有必要使用武力進行鏟除。為此,美國確立了“先發制人”的黷武戰略,美國自行確定誰是“流氓國家”“失敗國家”或“邪惡軸心”,并自行判斷是否受到這些國家的威脅,進而對其實施軍事打擊。這就使美國凌駕于現行國際法基本準則之上,從根本上否定了“主權國家平等”的原則。

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以“反恐”為名,直接對兩個獨立主權國家發動的戰爭,并使美國的影響力深達中亞腹地和中東心臟。2011年,當利比亞國內發生動蕩后,聯合國以“保護的責任”之名,通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1973號決議,并授權成員國“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護利比亞平民。英法據此對利比亞發動持續空襲,最終將卡扎菲政權推翻。“保護的責任”成為西方國家推行政權更替戰略的掩蓋。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以敘利亞涉嫌使用化學武器為由,兩次向敘利亞境內目標發射導彈,公然踐踏“主權不容干涉”原則,并由此加劇了敘利亞危機的深重災難。

四、小結

近代以來,在西方國際體系的持續沖擊下,盡管中東國家亦步亦趨,努力適應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沖擊,但在西方謀求霸權步伐面前始終“慢半拍”:當年奧斯曼帝國摒棄了持續上千年的伊斯蘭世界體系,以適應歐洲式的“一族一國”原則,由此造成多民族共存的奧斯曼帝國最終解體;當從奧斯曼帝國解體廢墟中獨立的阿拉伯民族試圖按“一族一國”原則建立“阿拉伯國家”時,英法卻按照“委任統治”方式肢解了阿拉伯世界,使中東變成了“巴爾干化”的主權國際體系;當阿拉伯國家付出巨大代價,決意放棄“民族國家”夢想,勉強適應根據西方戰略利益塑造出來的“主權國家體系”時,西方大國又打出各種牌號的新干涉主義,不斷質疑和挑戰“主權不容侵犯”原則乃至主權國家體系,由此使中東國家繼續遭受西方霸權國蹂躪。這是中東國家的悲劇,也是諸多亞非拉國家悲劇命運的縮影。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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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西方國際秩序對伊斯蘭世界體系的瓦解與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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