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效用價值論”批判——從“效用價值”的邏輯出發

在“邊際效用”論占據強勢話語的當下,澄清其在價值理論上的誤區,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對“稀缺”“效用”“邊際效用”“自然力”以及“生產要素”等“效用價值”論的邏輯中介范疇分析表明:價值的高低不在于“稀缺”,而在于“勞動耗費”。因此“價值悖論”是一個偽問題,“無差異曲線”只能解釋價值的表象,“稀缺”的改變以及“邊際效用”趨于遞減,是人類勞動的必然結果。“要素價值論”雖然有精確的“數學量化”做依據,但用數學精確量化以后的現象仍然是現象,并未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質。

趙磊:“效用價值論”批判——從“效用價值”的邏輯出發

一、問題的提出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首先要向讀者闡明的就是何謂價值。何謂價值這一看似簡單的命題,在理論界卻引起持續的爭論。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對價值樣態的理解幾乎是一致的———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因此,爭論的焦點在于價值的內容。有人認為是“稀缺”,有人認為是“效用”,有人認為是“生產要素”。而在馬克思看來,價值的內容是勞動。我們不斷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是很遺憾,高校經濟學學科的很多學生(包括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甚至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某些教授,其實并不相信勞動價值論。究其緣由,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自詡為“科學”的西方經濟學斷言:必須用“效用”“稀缺”或者“生產要素”,才能說明價值的來源。

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人們直觀地感受到:“越是稀缺,越有價值”“對我越有用,價值越大”“商品是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主張價值是由“稀缺”“效用”“生產要素”創造的,這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效用價值論”被西方經濟學奉為“科學”,也就不難理解了。反觀“勞動價值論”,它把勞動作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這是不是太絕對了呢?晏智杰教授就認為,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是“實物交換和簡單商品生產”,所以是一種陳舊落后的理論。[1]言外之意,現在科技的作用越來越大,人力的作用越來越小,生產過程都“自動化”“智能化”“無人化”了,如果還堅持勞動是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重蹈勞動價值論破產的復轍就不可避免。”[1]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效用價值論”在中國學界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力,故當時的批判性文獻并不多見。改革開放后,“效用價值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逐漸加深。令人遺憾的是,除少數幾位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效用價值論”的批判性成果之外①,我們很少能見到對這一理論的持續全面的批判。更為甚者,這一庸俗的理論觀點,甚至得到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支持和肯定。[2-3]

毋庸置疑,在“邊際效用”論占據強勢話語的當下,澄清其在價值理論上的誤區,對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在本文中,筆者不打算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邏輯展開討論,而是從“效用價值”論的邏輯出發,考察西方經濟學在價值理論上的謬誤。為分析方便,這里我們以一個實例引出下文的分析邏輯:

【“2018年初,中國蘇州天源服裝有限公司,在美國阿肯色州投資2000萬美元投產的一家工廠,每天為阿迪達斯生產8萬件T恤衫,由于大量采用機器人進行制造和縫紉,每件T恤衫成本僅為33美分,也就是差不多2元人民幣。董事長唐信宏接受媒體采訪時說:‘21條全自動生產線全力運行時,這套系統能夠在22秒內生產一件T恤衫,這意味著我們能夠為阿迪達斯每日生產8萬件T恤衫!’”[4]】

事實上,這個實例本身包含一個價值來源的理論邏輯,即采用自動化生產方式后,每件襯衣的成本降到了0.33美元,結果襯衣便宜了。這就意味著,包含在“襯衣成本中的價值”減少了。問題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襯衣成本中的價值減少”?按照“效用價值論”的邏輯,造成襯衣成本中價值減少的原因,可以歸結為“稀缺”“效用”“生產要素”等等的減少。這樣,我們可以列出襯衣成本中價值減少的各種可能選項:A.稀缺性;B.效用;C.自然力;D.資本或要素。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以上四個選項都應當放在“效用價值”的范疇內加以解讀,由此給出的標準答案是四個選項“全選”。為了澄清“效用價值論”的混亂,筆者將采用“單選題”的方式,對這四個選項分別加以分析。本文的第二至第八部分,筆者將分別考察上述四個選項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在第九部分,筆者將簡要地評價“供求決定價值”。

二、稀缺

如果選擇A,則意味襯衫的便宜是因為“稀缺性”減少了。這一選擇的邏輯在于:價值的大小由稀缺性(scarcity)衡量。物以稀為貴,越是稀缺的東西,就越值錢;越不稀缺的東西,就越便宜。“稀缺”,是西方經濟學“效用價值論”的前提和根基,離開這一根基,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也就土崩瓦解了。但問題是,越不稀缺的東西,真的就越便宜嗎?這里,我們以如下三個實例,來說明“稀缺”邏輯的庸俗性。

例一:頁巖油和石油。眾所周知,現在頁巖油的均價比石油的均價高。按照“越不稀缺,就越便宜”的邏輯,這是不是就表明,頁巖油的儲量比石油的儲量“稀缺”呢?回答是否定的。現實情況是,頁巖油的儲量遠遠高于石油的儲量!據美國《油氣》公布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頁巖油儲量約為11萬億~13萬億噸。[5]另據《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8年7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發布會公布的數字:截至2017年底,全球探明石油儲量為1.697萬億桶。[6]兩組數據的比較表明,石油儲量遠比頁巖油稀缺!但是,為什么“不稀缺”的頁巖油與“稀缺”的石油相比,頁巖油的價格會高于石油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目前開采頁巖油的技術難度更大,成本更高,勞動耗費更多。因此,面對“不稀缺”的頁巖油,石油開采商坦言:“只有當油價高于頁巖油的生產成本時,頁巖油生產企業才有動力加大勘探開發投入”。為什么資本只認“生產成本”,不再講“稀缺創造價值”了呢?因為價值的來源并不是“稀缺”,而是取決于“成本”的高低。

例二:風能和太陽能。風能和太陽能的儲量遠遠高于化石能源的儲量,這是常識。因為風能和太陽能是可再生能源,而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是不可再生能源。也就是說,化石能源很“稀缺”。但是,為什么現在世界上還不能廣泛使用“不稀缺”的風能、太陽能發電,而必須大量使用“稀缺”的化石能源發電呢?道理很簡單,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使用化石能源發電,比風能或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更低,勞動耗費更少。換言之,不稀缺的,未必就比稀缺的價值更小。隨著科技和生產力的提升,投入在風能和太陽能發電的勞動將不斷下降,成本耗費會越來越低。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2016年發布的報告稱,

【“太陽能和風能的成本可能在下一個10年的中期會下降59%。自2009年以來,太陽能發電裝置和風力發電裝置的價格分別下跌了約80%和30%。”[7]】

另據業內人預測:

【“到2020年,美國風電將滿足國內電力需求的10%”。[8]】

案例三:核聚變能源。核聚變能源的原料來自于海水,其儲量近乎無限。所以,其開發和利用被科學家稱之為:

【“干凈的、無限的、可持續發展并且是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人類能源問題的理想能源。”[9]】

然而,為什么核聚變現在仍然代替不了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因為到目前為止,可控核聚變還面臨著很大的技術難題,即使能產生出聚變能量,成本也高的驚人。為什么核聚變能源的利用現在非常昂貴?不是因為核聚變的原料“稀缺”,而是因為核聚變的成本耗費十分高昂!所以,人類現在還只能利用成本相對較低的核裂變來獲得能源(比如深圳大亞灣核電站)。據有關方面2018年11月13日報道,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自主設計研制的磁約束核聚變實驗裝置“東方超環”(EAST),已經實現1億度等離子體放電。[10]這一成果,朝著未來聚變堆實驗運行邁出了關鍵一步。

總之,“不稀缺”的東西,未必就便宜,而“稀缺”的東西,未必就比“不稀缺”的東西更值錢———比如化石能源發電,石油和煤炭都是不可再生能源,十分稀缺,但是化石能源仍然是目前人類發電的主要來源。以上三個案例說明了一個道理:價值的高低不在于“稀缺”,而在于“成本耗費”。什么是“成本耗費”?說到底,就是勞動耗費。因此,把價值等同于“稀缺”是荒謬的。其之所以荒謬,還在于:(1)如果“稀缺創造價值”,那么:豐裕社會、發達國家、福利社會、過剩經濟(即不稀缺的社會),又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又是誰改變的呢?是上帝的恩賜?是稀缺的功勞?還是人類的勞動?(2)如果“越是稀缺,價值就越大”,那么,在“價值就是效用”的預設下,是不是“越是稀缺,效用就越大,財富就越多,社會就越富裕”呢?(3)如果“越是稀缺,財富就越多,社會就越富裕”,那么,人類為何要努力勞動來消除短缺,改變稀缺狀況呢?一言以蔽之,如果“稀缺”就是價值,那就讓“稀缺”永存下去,不是更有“價值”嗎?

三、效用

如果選擇B:“效用減少”了,所以襯衣便宜了。這個選項的邏輯在于:價值就是效用(utility)。效用越大,價值就越大;效用越小,價值就越小。效用減少了,襯衣當然就便宜了。用“效用價值論”的代表人物杰文斯的話來說:“價值完全取決于效用”。[11]效用,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比如,面包可以充饑,衣服可以御寒,汽車可以代步。在經濟學的詞典里,“效用”就是用來“衡量人們需求或欲望得到滿足的一個度量”。在西方經濟學看來,這個“度量”之所以事關重大,就在于:價值跟著效用走,效用跟著欲望走。所以,度量“欲望”的滿足,就是度量“效用”的大小;度量“效用”的大小,就是度量“價值”的多少。那么,這樣的“度量”是如何完成的呢?面對一大堆不同的商品,人們按照“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的計量標準,依據不同物品滿足人們需要的“重要性”,排列出效用的大小。然后根據其效用的大小,排列出價值的多少:效用越大,價值越大;效用越小,價值越小。這就是“價值跟著效用走”。所以,“效用”是經濟學教科書中最為基本的范疇之一。那么,是不是效用越大,價值就越大;效用越小,價值就越小?比如空氣和淡水,它們是人類生命須臾不能缺少的物品,其效用之大,遠高于手機和汽車。沒有手機和汽車,人們或者很不方便,但沒有空氣和水,人的生命就無法存在。按照效用價值論的邏輯,既然空氣和淡水的效用比手機和汽車大得多,那么空氣和淡水的價值(價格)就必須高于汽車和手機。可是,為什么凈化器處理后的空氣和礦泉水的價值(價格),卻遠遠低于手機或汽車?更別說未經人力付出的空氣和淡水基本上都是“免費”的了。問題不在于空氣和淡水的“效用”有多大,而是在于獲得空氣和淡水所花費的“代價”有多高———也就是“勞動耗費”有多少。

由此可見,“價值跟著效用走”的邏輯,是非常荒謬的。價值并沒有跟著“效用”走,而是跟著“代價”走。有“價值”的商品當然首先要有“效用”;但是,價值與“效用”并不是一回事。分析到這里,“效用價值論”的回應是:價值不是由“總效用”決定的,而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所以,“邊際效用”已經破解了“價值悖論”。所謂“價值悖論”,其含義是指:有些東西效用很大,但價格很低(比如淡水);有些東西效用很小,但價格卻很高(比如鉆石)。“價值悖論”最初是由18世紀歐洲一個并不太出名的金融家約翰·勞(1671~1729年)提出來的。其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借用了這個例子,他說:

【“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金剛鉆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12]】

問題是,“邊際效用”真的破解了“價值悖論”這個難題么?

四、邊際效用

19世紀60年代以前,效用價值論(utility theory of value)所說的“效用”,其含義是指“商品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這個定義與后來的“邊際效用”范疇相比,還比較粗糙,比較籠統,故被稱為“一般效用價值論”。19世紀30年代后,學界逐漸出現了比較精致的效用價值思想,被稱為“邊際效用價值論”。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以及法國的瓦爾拉斯,各自提出了比較系統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標志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形成。19世紀八九十年代,邊際效用價值論發展出兩個支流:一是以奧地利學派為代表的心理學派;一是以洛桑學派為代表的數理學派。至此,“邊際效用”成為支撐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的中流砥柱。

如果說,“稀缺”是“效用價值論”的基石,那么,“邊際效用”就是西方經濟學的根基所在。在龐巴維克看來:“邊際效用學說不僅是價值理論的要旨,而且由于它能對一切經濟交易提供解說,它是全部經濟理論的要旨。”[13]168自“邊際效用價值論”提出以后,西方經濟學者就斷言,“邊際效用”破解了經濟學中的“價值悖論”。那么,它是怎樣破解的呢?“邊際效用價值論”破解“價值悖論”的關鍵,是把效用區分為“總效用”和“邊際效用”。“總效用”是指消費者在一定時間內從一定數量的商品的消費所得到的效用量的總和;而“邊際效用”是指消費者在一定時間內增加一單位商品的消費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邊際效用價值論的解釋邏輯,是按照如下邏輯展開的:對人類而言,水的總效用巨大,沒有水,我們無法生存。但是,人類消費某種物品的數量越多,其最后一個單位的邊際效用就愈小。由于人類用水的數量很大,因而最后一單位的水所帶來的“邊際效用”是微不足道的。與此不同,相對于水而言,鉆石的總效用并不大。但是,由于人類能擁有的鉆石數量稀缺,物以稀為貴,所以它的“邊際效用”就很大。總之,價值不是由總效用決定的,而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龐巴維克就此總結道:“決定物品價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而是他的最小效用”[13]167所以,鉆石的價值就會大于水。用薩繆爾森的話說:“水的價格取決于它的邊際效用,取決于最后一杯水的有用性。”[13]167由此,西方經濟學者堅信,“邊際效用”成功地解釋了“價值悖論”。甚至有學者斷言:邊際效用價值論“克服了勞動價值論那些缺陷,后來經過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的整合,已經成為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14]“邊際效用”是否克服了勞動價值論的“缺陷”,這里暫且不論。筆者要強調的是,“邊際效用”的解釋存在諸多缺陷:其一,效用比較到底是定性標準,還是定量標準?在比較水與鉆石的“總效用”時,“邊際效用論”使用的是“定性”標準,而不是“定量”標準———也就是以滿足人類需要的“重要性”來衡量水和鉆石的“總效用”。但在比較水與鉆石的“邊際效用”時,“邊際效用論”使用的卻是“定量”標準,而不再是“定性”標準———也就是以物品數量的多少,來衡量水與鉆石的“邊際效用”。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總效用被定義為“消費量的總和”,似乎是一個量的概念,但是,在水與鉆石的價值比較中,總效用的含義已經不再是“消費量的總和”(數量概念),而是“物品滿足人們生存需要的性能及其重要性”(質量概念)。其二,不同物品的效用,在數量上如何比較?同種物品的效用,在“數量”上固然可以比較(比如一克拉鉆石比較兩克拉鉆石)。但是,不同種類的物品,其效用在“數量”上如何進行比較?這個問題,馬克思早就有過客觀的分析。對于“一夸特小麥=x量鞋油”的交換等式,馬克思指出:這里的數量不是“效用”的數量,而是“勞動”的數量。為什么?因為“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15]50由此,馬克思斷言,“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商品的物體屬性只是就它們使商品有用,從而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來說,才加以考慮。另一方面,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15]50雖然馬克思生前并沒有專門批判過“邊際效用價值論”,但是,他有關不同效用在數量上無法比較的論述,仍然是剖析“邊際效用”的有力工具。比如,在“500頓水=1克拉鉆石”的交換等式中,所謂“邊際量”的比較絕不會是“效用量”的比較,而只能是“勞動量”的比較。只不過,這種比較是通過“價格”來實現的而已。其三,“效用”的內涵,為何不能“一以貫之”?在比較水與鉆石的“總效用”時,“效用”的含義是指物品滿足人們需要的某種“有用性”;但是,在比較水與鉆石的“邊際效用”時,“效用”的含義則變成了物品的“稀缺”程度。更為甚者,西方經濟學干脆把“稀缺”等同于“效用”,為了能夠解釋“價值悖論”,“效用”的內涵隨心所欲到了“我說啥,就是啥”的地步。西方經濟學既然自稱“科學”,那么其思維過程就必須遵守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可是,“邊際效用”在解釋“價值悖論”時,時而使用“效用”判斷,時而使用“稀缺”判斷,或者干脆把兩個概念混雜在一起。其四,邏輯上的“同義反復”使“效用價值論”失去其作為理論的意義。“邊際效用論”的邏輯在于,“價值跟著效用走,效用跟著欲望走,欲望跟著稀缺走,稀缺跟著價值走,價值跟著效用走”。這樣,就形成了“統一反復”的循環邏輯。

五、無差異曲線

以筆者的教學實踐,很多學生之所以難以接受“勞動價值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只看得懂“無差異曲線”的邏輯。有鑒于此,下面筆者按照“無差異曲線”的邏輯分析“邊際效用”的謬誤。學過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無差異曲線”是西方經濟學極為重要的分析工具。西方經濟學用這條“曲線”(也叫“等效曲線”“等優曲線”)來解釋兩種商品的效用組合及其選擇,其分析邏輯在于:在曲線上的每一點,兩種商品的數量組合都是不同的;但是,人們從每種組合中所得到的效用程度,卻是相同的———故稱之為“無差異曲線”。如圖一所示:橫軸x1和縱軸x2分別代表兩種商品,曲線上的a點和b點,分別代表人們對兩種商品數量組合的選擇。不論是選擇a還是選擇b,兩個矩形各自涵蓋的效用滿足程度都是相等的。

趙磊:“效用價值論”批判——從“效用價值”的邏輯出發

圖1 無差異曲線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假定,人們對商品和服務的需要是無限的,但人們的收入卻是有限的。因此,每個消費者都要在個人收人和市場價格既定的約束條件下,選擇購買一定量的不同的商品和服務,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要,即所謂的“偏好”。圖1表明,消費者只能選擇他能夠支付得起的、最優的消費組合。

對于“邊際效用價值論”而言,“無差異曲線”的意義就在于:它為“邊際效用”的存在,提供了“序數效用”的解釋。為什么“邊際效用”必須用“無差異曲線”來解釋呢?這是因為,自“邊際效用”提出以后,人們發現,效用作為一種心理感受是無法計量的。因此,用“基數”(1,2,3……)來計量“效用”———即“基數效用”,顯然是不科學的。為了解決“基數效用”無法計量的尷尬,1934年,英國經濟學家(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希克斯(1904~1989年)和英國經濟學家艾倫(1906~1983年),運用英國統計學家埃奇沃思闡發的“無差異曲線”,對效用的計量進行了“序數”的詮釋,即“效用”就是“偏好”,消費者在市場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權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間進行偏好“排序”(第一,第二,第三……),這就是所謂的“序數效用”。

“序數效用”的排列,是通過“無差異曲線”的邏輯來實現的。“無差異曲線”的邏輯在于:選擇a還是選擇b,取決于人們對商品x1和商品x2的“偏好權衡”。而這樣的“權衡”,則是由兩種商品的“邊際效用”的排序(即“序數效用”)來決定的。自此以后,按照“無差異曲線”的邏輯,“邊際效用”就得到了“序數”的解釋。根據“偏好=效用=價值”的預設,既然“序數效用”的排序決定了人們對商品組合的選擇,那么“價值”就是由“邊際效用”來決定的。從理論上講,“無差異曲線”的邏輯大致符合人們對商品組合選擇的心理預期。但是,用“心理預期”為“邊際效用價值”辯護的邏輯要能夠成立,那么“主觀偏好”必須經得起如下的追問:其一,

【“在某一個時期(比如去年),為什么人們會選擇曲線上的a點,而不是選擇曲線上b點呢”】

其二,

【“為什么消費者對這兩種商品的‘偏好’會不一樣”】

其三,

【“人類對什么物品的主觀偏好最大”】

回答:

【“既然每個人的偏好都不一樣,怎么可能有大家公認的‘最大’偏好呢如果非要說存在一個公認的‘最大’偏好,那就是鉆石和金銀。”】

其四,

【“任何一個人,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的物品是什么”】

如前所述,上述追問的意義在于:既然人類最大的主觀偏好是空氣和淡水,根據“偏好決定價值”的原則,那么空氣和淡水的價值就應當十分昂貴。可是為什么空氣和淡水卻幾乎沒有價值,或價值非常低廉呢?不言而喻,價值不是由人的“主觀偏好”決定的。即使是人們必須偏好、時刻偏好的物品,如果沒有經過人類勞動,那也是“分文不值”的。“無差異曲線”之所以要把價值歸因于人們對效用組合的選擇,就是要用“主觀偏好”來解釋價值形成。可是面對上述追問,“邊際效用”理論的邏輯是無法解釋和回答的。因為“無差異曲線”所定義的“主觀偏好”,根本解釋不了價值決定。有意思的是,連西方經濟學的大師級人物張五常教授在其《經濟解釋》也抱怨“邊際效用”過于主觀,對現象的解釋缺乏說服力。顯然,用“主觀偏好”作為價值的評價依據是十分荒謬的。如果“無差異曲線”要有理論說服力,那么,它就必須為“主觀偏好”的選擇提供某種客觀依據,而不能僅僅在“主觀偏好”的邏輯中循環。那么這個客觀依據是什么呢?與主觀性極強的“偏好”和“效用”相比,“稀缺性”是“效用價值論”唯一可以依賴的客觀指標。事實正是如此,“邊際效用”最后只能求助于“稀缺性”。而這一點,筆者在前文已經詳細加以批判,這里不再贅述。

六、“邊際效用”為何遞減

勿需多么敏銳的觀察能力,人們都會承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自動化程度的提升(即隨著利用“自然力”程度的不斷提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會不斷趨于減少。就經濟學而言,問題不在于單位商品價值量會不會趨于遞減,而在于單位商品價值為什么會趨于遞減。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科學地證明:單位商品價值遞減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耗費在單位商品中的勞動在不斷減少。然而西方經濟學卻認為,價值是由“效用”決定的,單位商品價值不斷減少的原因,不是由于單位商品中的勞動在不斷減少,而是由于單位商品中的“邊際效用”在不斷減少———這就是著名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這個規律早已被西方經濟學寫進教科書,被打造成了“宇宙真理”。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么單位商品的“邊際效用”會趨于遞減?是商品自己變出來的戲法?是上帝的恩賜?是人類禁欲的產物?抑或是人類勞動作用的結果?

問題的要害在于:如果沒有自然力的增加和人力的減少,商品能不能將自己的“邊際效用”不斷地“趨于遞減”?當然不能。所以,我們必須對“邊際效用遞減”作“本體論”的追問:如果價值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話,那么“邊際效用”的遞減又是誰造成的呢?即使是拒不接受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人,只要還尊重形式邏輯,那么正確的回答必然是:“邊際效用”的遞減,既不是商品自己變戲法,也不是上帝的恩賜,更不是人類禁欲的產物,而只能是人類勞動作用的結果。這其中的因果關系很清楚:由于人類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使得過去“稀缺”的商品越來越不“稀缺”,這才導致了商品的“邊際效用”不斷趨于遞減。由此可見,“效用”“稀缺”“邊際效用”等等,這些所謂決定價值的東西,其實都是價值的表像,并不是價值的實體。用哲學的語言表達,它們都不是價值的“本體”。在價值形成的邏輯鏈條中,決定“價值”最終的“本體”,既不是“效用”,也不是“稀缺”,而只能是“勞動”。一句話,抽象勞動才是價值的“實體”,人類勞動才是價值的“本體”。

這里用“本體”來討論價值決定,或許會遭到質疑———“馬克思把‘勞動’定義為價值‘實體’,那么為什么要把‘勞動’定義為價值‘本體’呢?難道還額外存在一個不同于‘價值實體’的范疇?”這里簡單做一個解釋:“本體”是一個哲學范疇,可以理解為“本源”“根本”。這里之所以用“本體”而沒有用“實體”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并不是要創造一個不同于“價值實體”的范疇,而是為了讓那些只懂西方經濟學話語的人明白:“效用”只是價值的表面現象,“勞動”才是隱藏在“效用”背后的價值“實體”,如此而已。需要指出的是,每個人的主觀偏好當然會有差異,而且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但是,絕大多數人的主觀偏好大致存在一個相似的平均值———俗話說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嗜好吃異物和不穿衣服的“火娃”,畢竟是極端個案。所以,人類的主觀偏好存在一個穩定的常數。如前所述,人類共有的主觀偏好決定不了價值(比如人類對空氣和淡水的偏好)。不僅如此,即使是少數人的奇怪嗜好也決定不了價值。比如,某些人對鉆石的偏好或許不如很多人那樣強烈,但這并不因此就降低了鉆石的價值。至于在收入既定的條件下,人的主觀偏好的即時變化將如何影響商品的供求關系,進而影響商品價格的漲落?

七、自然力

如前所述,如果選擇C:“自然力減少”了,所以襯衣便宜了。這個選項的邏輯是:價值是由自然力(natural forces)創造的。襯衣的成本價值降低了,說明自然力減少了。所謂自然力,是指除去人力(勞動)之外的一切自然力量(power)。比如:畜力、水力、風力、電力、火力,等等。把價值歸功于自然力,與把價值歸功于生產要素(即“要素價值論”),其理論基礎都是“效用價值論”。問題是,把襯衣便宜了歸功于“自然力減少”,這個邏輯是荒謬的。什么是“自動化”?自動化,通俗講,就是不用或少用“人力”,生產和工作就能夠自己“運動”。自動化的目的,不是要“減少自然力”,而是要增加“自然力”,從而“減少人力”。因此,自動化的邏輯,就是用自然力來代替人力。把襯衣變得便宜歸因于“自然力減少”,不僅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檢驗所“證偽”,而且也為社會發展的實踐檢驗所否定。

所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一個系統的總產出量與全部生產要素真實投入量之比,計算公式為:全要素生產率=(產出總量)除以(全部資源投入量)。所以,全要素生產率也可以稱之為系統生產率。問題是,任何現實的生產率實際上都是全要素生產率。那么,在生產率前面加上一個“全要素”有何意義呢?按照學界的定義,當全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通常分析時都略去土地不計)的投入量不變,而產出量得到了增長時,剔除掉要素投入貢獻后所得到的殘差(也稱為“索洛殘差”),就應當歸結為技術進步的結果。

技術進步包括知識、教育、技術培訓、規模經濟、組織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但卻不能具體化為生產要素的增加投入量。因此,全要素生產率的“全”,其含義強調的是經濟增長中不能歸因于“有形生產要素”的增長部分。于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通常是用來衡量除去“有形生產要素”以外的,由純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生產率的增長。經濟增長的歷史表明,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背景下,“無形生產要素”(技術進步和組織創新)的貢獻在不斷增長,而“有形生產要素”(即資本、勞動等“人力”)的貢獻卻在趨于下降。實際上,所謂“無形要素”的貢獻在增長,其實就是“自然力”的貢獻在增長;所謂“有形要素”的貢獻在下降,其實就是“人力”的貢獻在下降。

采用自動化以后,每件襯衣的成本降到0.33美元。這意味著,包含在襯衣成本中的價值減少了。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襯衣成本的價值減少表明:隨著生產自動化,一方面是“無形要素”(自然力)的貢獻在增長,另一方面是“有形要素”(人力)的貢獻在下降。這“一增一減”的此消彼長,意味著自然力對人力的替代,意味著自然力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這里有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現象:在自然力增加而人力減少的同時,是單位商品價值量的不斷下降。這就提出了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一,如果價值是由自然力創造的,那么隨著自然力的增加,單位商品的價值也應當增加。但是,為什么自然力增加了,單位商品的價值卻下降了呢?其二,如果價值創造與勞動無關,那么人力(勞動)的減少就不會對商品價值有什么影響。但是,為什么人力減少了,單位商品的價值也隨之下降了呢?面對這兩個問題,不得不提到馬克思那句讓很多人困惑的名言:

【“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15]53,54】

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會對馬克思這句名言產生困惑呢?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予展開。這里只強調一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科學地證明,單位商品價值量不斷減少的根本原因,在于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在不斷減少。

如果用社會發展的實踐來檢驗自然力的作用,我們可以更加全面地看清楚自然力與價值的關系②。實踐檢驗的“樣本數據”,就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史。因此,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當然要用“實證”的工具來檢驗,但這遠遠不夠。檢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證”,不是搞一個數學模型,拿n個微觀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即可完成的(n>1)。從根本上講,檢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證,是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宏觀檢驗,是人類社會實踐的不斷檢驗,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檢驗。這樣的實證,才是檢驗某某主義最可靠的方法。

八、資本或要素

如果選擇D:“資本減少了”,所以襯衣便宜了。這個選項的邏輯是:價值是由資本(capital)創造的。所以,成本的下降等價于資本的減少,隨著資本的減少,襯衣當然也就便宜了。注意,在一般意義上,資本這個概念指的是全部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資本創造價值”與“生產要素創造價值”其實是一回事,所以也被稱為“要素價值論”。“要素價值論”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1767~1832年)。薩伊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三個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薩伊的“要素價值論”包含兩個要點:(1)效用是商品價值的基礎;(2)生產要素不僅創造商品效用,而且創造商品價值。20世紀末以來,“要素價值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很大,比如錢伯海教授提出“新設備和技術”(物化勞動)也“創造新價值”,[16]晏智杰教授提出“資本在價值決定和商品交換中起著主導和決定作用”,[17]追根溯源,其實都是“要素價值論”的衍生品。

“要素價值論”是典型的“現象經濟學”視閾,也是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必然結論。這個結論之所以比較容易理解,就在于它僅僅是對現象的描述。雖然這種描述有精確的“數學量化”做依據。但是,用數學精確量化以后的現象,仍然是現象而已。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致力于深入到事物內部去揭示本質,而西方經濟學則滿足于在事物現象層面“兜圈子”。如果用馬克思主義邏輯去評價西方經濟學的認識水平,自然會遭到主流學界的質疑和抵制。問題在于,西方經濟學對現象的執著不僅不遭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而且也不符合科學的一般衡量標準。

科學哲學家庫恩指出,“精確性”是衡量科學的標準之一。所謂精確性,并不僅僅指“定量”的準確,更是指“定性”的準確,即:理論要清晰,不能含混;概念要明確,不能曖昧。那么“要素價值論”的理論清晰嗎?“資本”的概念明確嗎?回答是: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要素價值論”用一個籠統的“資本”來概括所有的生產要素,并以此解釋價值的來源。結果,“資本”成了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這樣的做法,顯然與“精確性”的標準相距甚遠。要想滿足“精確性”的要求,就不能僅僅停留于生產要素的物質外觀,糾纏于資本的表現形式(比如,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機器、廠房、設備、人工,等等)。總之,我們必須追問資本的本質。

問題的關鍵在于:

【“什么是資本”

馬克思說,

【“資本是死勞動,它象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15]260】

這個形象說法科學揭示了資本的本質。從生產要素的構成來看,K(資本)和L(勞動)這兩個要素體現的價值,其實都是勞動創造的。至于N(土地)這個要素,即使不考慮其中的勞動投入,它所帶來的地租歸根到底也是勞動的產物。[18]

比起把價值直接等同于“稀缺”和“效用”的理論而言,“要素價值論”唯一的進步,就是不再直截了當地否定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而是極不情愿地承認了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從屬地位”和“有限作用”。雖然“要素價值論”并沒有完全否定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有限作用”,但它卻把勞動之外的其他要素(由“效用”決定的物質資本和土地等等)看作是創造價值的主角,這樣的認識當然是荒謬的。

九、結語

綜上所述,與“效用價值”相關的四個選項都是錯誤的。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價值,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只能是勞動。所以,隨著勞動耗費的減少,襯衣當然也就便宜了。這個結論不僅得到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證明(比如單位商品價格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而且也得到了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其中的歷史和邏輯是怎么展開的,又是如何統一的,限于篇幅,不贅述了。

為什么西方經濟學現在只講價格,不講價值?因為分析到最后,西方經濟學不得不承認,他們只能用“供求關系”來解釋“價值”。而這樣得出的價值,其實只是價格。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供求一致,它們就不再發生作用,正因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場價值出售。如果有兩種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發生相等的作用,它們就會互相抵銷,而不會對外界發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條件下發生的現象,就必須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來解釋。”[19]這讓晏智杰感到困惑:“方向相反的兩極的均衡,是否就是它們相互作用力的消失呢?……均衡的存在證明兩極力量相等,但并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它們并不是不再起作用。”[20]眾所周知,鐘擺的運動或“不倒翁”的搖擺是推力作用的結果。一旦推力為零的時候,決定鐘擺或“不倒翁”所在位置的力量又是什么呢?不是推力,而是物體自身的重力(地球的引力)!同樣的道理,當供求一致的時候,決定價格的力量是什么呢?不是“供求”,而是商品自身的“重力”———價值(勞動)。勞動是決定價格的基本“引力”,而供求僅僅是影響價格高低的“外力”。晏智杰教授為何感到困惑?因為他深陷“均衡價格”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注釋:

①國內學者衛興華、鄭治國、丁堡駿等學者對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作出了批判性的審視,指出了這一理論的庸俗性。

②對于二者的關系,讀者可參見:趙磊.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J].上海:學術月刊,2005(4):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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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11.

[20]晏智杰.價格決定與勞動價值論[J].上海:學術月刊,1995(8):34-40.

趙磊,察網專欄學者,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常務副總編,博導,教授。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4期,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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