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利:新媒體背景下的網絡輿情與意識形態安全

新媒體改變了傳統媒體信息傳播的特點,傳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圍廣、受眾人數多,而且善于創造受眾認為的“事實”,從而改變了理性認識世界的規則,構建了后真相時代的世界圖景。西方敵對勢力將互聯網看作輸出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工具,借助新媒體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維護政治安全,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首要的任務是提高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政治能力。黨員干部必須在事關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頭腦清醒。依靠人民群眾,獲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把黨管媒體的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打贏新媒體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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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利:新媒體背景下的網絡輿情與意識形態安全

信息革命時代,數字報刊、移動電視、手機短信、微信、微博、短視頻APP、網上論壇等新興媒體營造的網絡信息空間已成為宣傳思想工作和輿情斗爭的重要領域、重要陣地,關乎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研究新媒體視野中的輿情與意識形態安全,對于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新媒體時代構建的后真相圖景

過去幾十年,互聯網普及的速度讓人難以置信。1987年中國的第一封電子郵件發送,標志著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2018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8.02億人,手機網民規模達到7.88億人,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4.25億,人們見證了網絡發展速度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2018年第一季度,騰訊旗下的微信用戶在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躍賬戶數達到10.40億,同比增長10.9%。中國人獲取信息的渠道,已經由閱覽、收看主流媒體,轉為絕大部分信息從包括新媒體在內的網絡上獲得。新媒體的發展,改變了傳統世界的既定的圖景。習近平總書記密切關注新媒體給意識形態工作帶來的新變化:

【“隨著新媒體快速發展,國際國內、線上線下、虛擬現實、體制外體制內等界限愈益模糊,構成了越來越復雜的大輿論場,更具有自發性、突發性、公開性、多元性、沖突性、匿名性、無界性、難控性等特點。”[1]】

這是宣傳思想工作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我們充分認識新媒體意識形態工作的特點,運用好網絡傳播規律。

語言是思維的外殼,反過來對思維的內容有巨大的反作用。人們借助邏輯思維能力,通過語言、文字、圖像以及其他符號系統加工和接受信息。傳統意識形態施加影響的方法,往往是以客觀的事實為依據,以合乎情理的邏輯,訴諸理性,以理服人,得出結論。宣傳部門開展社會的或政治的動員,需要評估現實局勢,了解受眾的現實利益,提出明確、深入人心、容易理解的口號,啟發大眾覺悟,達到社會的或政治動員的目的。傳統的真相時代,遵循的是理性原則、真相原則。

但在傳統的真相時代,并不排除操縱意識的非理性原則在個別場合的少數運用。少數人已經在理性時代,先行一步地運用了非理性原則。美國學者哈羅德·D·拉斯韋爾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對雙方的宣傳活動,他認為,控制人們的精神狀態,

【“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他形式來控制意見”。[2]】

臭名昭著的希特勒聲稱:

【“群眾接受能力極其有限,他們的理解力低下,忘性卻極大……只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復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即便說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意相信彌天大謊,而不相信小騙術。”[3]】

希特勒培養了一代“謊言巨騙”戈培爾,主管宣傳工作。納粹宣言利用了人們潛意識里存在的個體行為與群體相連的“群體歸屬感”,他們認為,當受眾在思想情緒不穩定的狀態下,周期性地強化概念,即便是錯誤的違反常理的概念,也會得到受眾的認可。在蘇東劇變中,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被投入監獄并接受審判,事后證明,他們的罪名都是西方反共勢力事先精心編造的蒙蔽人民群眾的子無虛有。被粗暴地處死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夫人,被特別軍事法庭安上了下述虛構的罪名:六萬多人成為殉難者的屠殺罪;破壞政權罪;破壞公共財產罪;損壞國民經濟罪;在外國銀行存有10多億美元并企圖逃往國外。事后,事實證明,齊奧塞斯庫的這些罪名,尤其“在國外銀行存款”的罪名,是無中生有的,完全是西方媒體煽動群眾推翻共產黨領導情緒而編造的騙人鬼話。但是,澄清這些事實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了,那些謊言的制造者早已無影無蹤。

傳統媒體比較尊重事實,而新媒體刻意創設“事實”。我們還可以在卡扎菲之死、薩達姆之死等事件中,看到新媒體時代的信息傳播,除了具有傳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圍廣、受眾人數眾多等特點之外,還可以看到新媒體善于創造受眾認為是事實的“事實”,讓受眾不是生活在現實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外界灌輸和建立的虛擬世界里;面對的不是傳統社會里的真實的事實,而是新媒體按照特定的意識形態要求加工過的“事實”。新媒體創造的或虛構的“事實”,直接對公眾的心靈產生影響,對社會意識存在直接發生影響,將公眾的思維和行動引導到未必出自本身所愿但客觀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引導者精心設計的方向。新媒體操縱意識形態的效果,就是受眾自己不清楚自己的真實利益所在,甚至自己反對自己的利益;干擾和破壞受眾正常的思維邏輯,將錯亂的不合邏輯的思維當作科學的思維邏輯。

在傳統媒體條件下,施加意識形態影響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之上,在基本事實之上添加一些虛假的信息。否則,一旦大量不真實的信息被揭穿,陰謀詭計就會前功盡棄。所以,傳統媒體時代,社會輿論具有較高的可控性。而在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速度太快,信息量太大,讓人應接不暇,糾正錯誤信息的速度,趕不上制造和散布虛假信息的速度。造假者往往處于主動狀態,而澄清事實者處于被動狀態。即便發現了造假的信息,并為糾正虛假的信息而發布準確的信息,也很快被更加讓人亢奮的信息淹沒。新媒體用戶已經難以辨別真理與謊言、事實與虛構。受眾中的普通群眾,長期被富有偏見的信息“洗腦”,在關鍵時刻往往無法辨別真偽。即便是受眾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學者,其充分了解的也只是廣大世界之中很狹隘的領域,對超出他們專業視野之外的事物并不熟悉。善于玩弄陰謀詭計的勢力,借助新媒體以假亂真的造假效果,足以迷惑絕大部分受眾。即便是個別頭腦清醒者覺悟了,但造假的效果已經在社會上發酵和擴散,一一糾正澄清已經來不及了。西方意識形態專家們往往利用新媒體信息傳播的這種特點,輸出西方價值觀,對社會主義國家和敵對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意識形態操縱,部分地實現了“不戰而勝”和搞亂敵對國家的目的。繼蘇聯東歐劇變之后,西方國家利用互聯網在西亞、北非搞“顏色革命”,借助顛覆對象國的網絡平臺,采用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等手法,制造虛假消息數據,迷惑受眾,激起社會大眾反對政府的浪潮。

一些國家的政治家痛定思痛,反思新媒體環境下意識形態安全的沉痛教訓。2011年9月24日,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作了題為《多數人的政策是爭取勝利的方針》的報告,在談到“所汲取的教訓”時指出:

【“要對意識形態工作和信息傳媒政策高度負責。在關鍵性時刻,無人可以使‘改革家們’的破壞性欲望冷卻下來,蛻化變質分子已經被提拔到蘇聯的許多重要崗位上。反共宣傳在加劇,民眾被虛假報道和虛假信息蒙蔽,在大眾傳媒上一小撮人的瘋狂野心被冒充說成是‘人民的意志’。”[4]】

對西方借助新媒體對非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習近平總書記有清醒的認識:

【“冷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價值觀念鼓搗下,一些國家被折騰得不成樣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戰火紛飛,有的整天亂哄哄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5]】

高度重視新媒體的意識形態輿情

新媒體已經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前沿陣地。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網絡“扳倒中國”。曾任美國國務卿的反共老手杜勒斯強調,應該使社會主義國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它必須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在人類進入網絡時代后,西方國家的政要聲稱,“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了辦法”“社會主義國家投入西方懷抱,將從互聯網開始”“共產黨要管住互聯網,無異于將果凍訂在墻上”。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在其國內辯論中曾公開宣稱,要與中國爭奪新一代的互聯網網民,希望通過影響他們帶來中國政治制度的變化,借此扳倒中國。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也曾多次發表關于互聯網自由的演講,對中國的互聯網政策進行抨擊,甚至煽風點火,企圖拉攏部分互聯網企業抵制我國的網絡管理政策。種種跡象表明,網絡領域的斗爭將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尖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提醒的,

【“從美國的‘棱鏡’‘X-關鍵得分’等監控計劃來看,他們的互聯網活動能量和規模遠遠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6]】

蘇聯解體后,西方敵對勢力以國際貿易和國際文化交流為掩護,加緊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向我國輸入西方價值觀,著力培養西方價值觀的傳播者和代言人。香港回歸祖國后,敵對勢力將香港當作對中國內地進行顛覆、滲透的橋頭堡。2014年發生的非法“占中”鬧劇,就是香港少數激進團體在外部勢力慫恿支持下,打著“民主化”旗號,圍繞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精心策動的一場“顏色革命”。隨著我國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西方反共反華勢力對我國的滲透破壞活動愈加猖獗,加緊實施高校講壇、網絡平臺上的“文化冷戰”和“政治轉基因”工程。西方國家經常炒作“中國黑客威脅論”,事實上,“棱鏡門”證明了美國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國”,具有了在新媒體上發動技術攻擊的能力。與海、陸、空、太空武裝力量并列,美國網絡戰部隊已經超過10萬人,并處于招兵買馬的擴張中。美國不僅在現實世界里當“世界警察”,而且還要在網絡世界里充當“世界警察”。2018年3月,中國安全研究人員表示,中國某軍工企業被美、俄兩國黑客攻擊。美國黑客和俄羅斯黑客在2017年冬天入侵了中國一家航空航天軍事企業的服務器。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布《中國互聯網網絡安全態勢報告》,指出美國以數千個IP地址控制中國境內數百萬上千萬臺主機、數千家網站。美國已經控制我國內地網站的數據,占所有控制我國網站國家和地區來源的第一位。

顯然,西方敵對勢力將互聯網看作輸出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借助新媒體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使之成為策動“顏色革命”的利器。美國蘭德公司一位教授說:搞垮中國,要讓中國老百姓對政治“淡化”,讓中國官員“腐化”,讓中共領袖“丑化”,讓馬列主義在多元化意識形態沖擊下“溶化”。他們的叫囂,不是虛張聲勢,而是得到了扎扎實實的貫徹落實,其險惡目的已經部分得逞。他們以文化、文明誘惑掩蓋政治圖謀,通過各種名目的基金會、社會組織,以考察訪問和培訓為旗號,以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學術訪問的面具來掩飾其政治意圖,培植代理人,進行文化滲透。西方敵對勢力糾集了反共反華分子,在境外建立了大量反動網站。西方豢養了大量網絡職業黑寫手,在新媒體上詆毀我國政治制度和建設成就。他們還通過授予獎項、名校訪學、高規格接見、提供境內外活動平臺、提高“異見人士”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等方式,拉攏誘惑一些中國人,尤其是專家學者、記者、律師、領導干部和企業家,接受西方價值觀,使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文明、理論、思想失去自信,成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虜。這些受到西方“洗腦”的人中,不乏在新媒體上“呼風喚雨”者,甘愿做西方反共活動的“急先鋒”。這些人忘乎所以,經常就時政話題和熱點問題在新媒體上發表言論,將社會問題政治化,詆毀和批判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宣揚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極盡渲染、刻意放大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不可避免的各種問題之能事,甚至制造各種社會謠言,煽動不辨是非的人們抵觸、仇視我國的根本政治經濟制度。

西方反共勢力鼓動的網絡黑手,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編造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謬論。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對西方政治衰敗和經濟衰退的事實裝聾作啞。他們污蔑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說共產黨“壟斷”了國家的經濟資源、國有企業“低效”,而完全忽視了我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的制度優勢,完全不懂得共產黨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他們丑化共產黨政權,說共產黨政權是“專制”“獨裁”的政權,罔顧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貢獻——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歷史變革。他們誘導受眾產生反國家情緒,仇視權威,將怒火和敵意發泄到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上。網上曾經大量出現污蔑城管的言論,其實,污蔑城管絕對不是他們造謠生事的終點。他們抹黑城管后,注定要抹黑警察,繼而抹黑軍隊,目的是當出現蘇東劇變那樣的局面時,讓國家力量喪失維持秩序的功能,放任局勢惡化。

這些人的言論一旦被網絡管理部門查封刪除,他們便利用網絡遙相呼應,相互打氣,相互支持,集團沖鋒,圍攻網絡管理部門。某教授在網上發表激烈的反共言論被學校嚴肅處理,與之持相同觀點的人員網上發聲,說什么“×××教授被處理,讓人嗅到‘左’的氣息”“××事件,比因引言獲罪更可怕的是什么?”“如果我們現在不阻止,不發聲,這種文革式運動沒準就真的回來了?沒準又會出現這種網絡投票式審判,無法律、無審判式判刑”,氣焰極其囂張。愛國與賣國、愛黨與反黨的兩種力量在網上激烈爭吵,甚至發展到線下約架打架。

早在2005年,流亡美國的民運分子提出,要以所謂“普世價值”為武器,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2007年,他們借助境內外的某些報刊和網站媒體擴散“普世價值”論調。2008年以后,境內外一部分媒體對“藏獨”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災、北京舉辦奧運會和紀念改革開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題發揮,集中發聲,以“普世價值”曲解民族分裂問題、曲解抗震救災精神、曲解奧運口號、曲解改革取向,誤導了很多群眾甚至黨員干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洞若觀火,心知肚明,對宣揚西方的“普世價值”“憲政”的實質明察秋毫。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么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么大的損失,為什么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7]】

有人講憲政,套的是西方的憲政,那還有黨的容身之地嗎?

新媒體成為歷史虛無主義喧囂的平臺。歷史虛無論者善于利用新媒體將全部事實肢解,突出某一方面的事實,但掩蓋其他事實,在虛假的基礎上構筑虛假的信息框架;善于切斷歷史,破壞歷史記憶,故意混淆時代條件,將表面現象抽象化、絕對化,忽略歷史現象發生的客觀條件或具體環境;故意抬高歷史上的某個反共人物,或者故意妖魔化親共擁共的人士。一些人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敗類翻案,丑化、妖魔化革命先烈,貶損和否定中國革命歷程的正當性。他們不能容忍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不管是古代和近代的民族英雄,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涌現出來的英雄先烈,尤其攻擊建立新中國的開國元勛,企圖毀掉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柱。一些敵視社會主義政權的狂徒,見不得人們在網上表達愛國之心,甚至打壓境外同胞表達的愛國心情。那些讓中國人民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經典英雄人物,常常在情感上、道義上被誅殺。中國共產黨陣營里成長起來的英雄人物常常都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惡意誹謗和侮辱。歷史更加久遠的中國古代的杰出人物,也常常被妖魔化。為了保衛英烈的榮譽,一批正義愛國人士與攻擊先烈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們之間曾經在新媒體上發生了多次激烈交鋒。無數革命英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今天的和平生活,而這些英烈的榮譽,居然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要通過一場又一場的法律訴訟來維護,實在讓人悲憤。

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新媒體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發展,具有傳統媒體難以企及的快捷、高效、面廣等傳播特點。但新媒體不是“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同樣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各級組織和政府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扭轉了一度被動的局面,但是,新媒體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安全工作仍然面臨著復雜的局面。新媒體上的意識形態斗爭,是我們與敵對勢力之間發生的沒有硝煙卻非常激烈甚至有時是你死我活的交鋒和搏殺,其間,我們還肩負著說服教育受蒙蔽不明事理之人的責任。我們與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之間的滲透反滲透、顛覆反顛覆的斗爭,鑄魂與“蛀”魂、固本與“毀”根、愛國與賣國的較量,將空前尖銳、激烈和復雜。因此,既要堅定不移地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吸收外國的管理經驗、科學技術和資金,又要防止西方敵對勢力的侵襲,堅決抵制和粉碎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新媒體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和控制的政治圖謀。

在新媒體上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首要的任務是提高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政治能力。在新媒體上抵御西方文化的滲透,必須打造一支政治過硬、本領超強的網絡邊防軍。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思想文化理論宣傳部門全面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績。但是,新媒體意識形態工作的松、散、亂的格局不是一朝一夕出現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徹底扭轉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復雜。一些意識形態工作的管理者,已經喪失做好新媒體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本領,不懂新媒體意識形態工作的規律和特點,缺乏維護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大好局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他們沒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一般性常識,沒有明辨政治是非的能力,沒有分析復雜的社會思潮的能力,已經喪失了對新媒體上出現的錯誤言論的分析批判能力和社會思潮的引領能力。有一些意識形態工作的管理者,本身沒有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訓練,分不清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本質區別。他們曾經對新媒體意識形態領域長期出現的混亂局面麻木不仁,熱衷于保住個人官位,膽小怕事,當新媒體上出現否定馬克思主義、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攻擊共產黨領導的奇談怪論之時,不但不能主動地站出來勇敢地與錯誤思潮作斗爭,不敢對錯誤思想亮劍,反而迎合錯誤思潮。另有些人則以反對錯誤思想的干將自居,異常積極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害怕新媒體上出現任何有政治色彩的言論,簡單粗暴地執行黨在新媒體意識形態領域的方針政策,既封鎖傳播負能量的言論,也封鎖傳播正能量的言論;既壓制反對馬克思主義、詆毀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錯誤言論,也壓制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擁護者的正確言論。這些問題得不到正視與解決,將成為新媒體意識形態工作中的政治隱患。

維護政治安全,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還應澄清一些糊涂認識。在事關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黨員干部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在今日之中國,既存在著在新媒體意識形態斗爭中缺乏國家安全概念,旗幟不鮮明、言行與身份不相符的個別黨員干部和學者,也存在著一些被西方價值觀俘虜的西方思想的“應聲蟲”,給反共言論披上“言論自由”的外衣,聲稱“如果他們講的不對,你可以讓他們把話講完,然后再去跟他們辯論嘛!”說什么“一個強大的國家還怕西方的文化滲透嗎?抵制西方文化滲透是自我虛弱的神經質表現”。這些所謂的道理,不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人民根本利益之“理”,而是放縱西方文化滲透、挑起事端之“理”。如果讓西方文化滲透大行其道,反共反華言論自由擴散,然后再去辯論取消其影響,就等于允許違法亂紀者肆意放火,然后再組織消防官兵奮力滅火。為此,需要投入多少消防的物力和人力?假如有一個反華反共分子惡意抹黑中國,在一天時間里捏造了一千個謠言,那需要多少嚴肅正直的人士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將所有涉及的事實調查清楚,并向社會宣布和澄清?況且一個反華謠言澄清后,新的謠言又源源不斷地冒出來。就算澄清了事實,又怎樣讓所有上當者都來聽信你的澄清?這就讓一個反華反共分子輕輕松松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人民平安幸福,有必要對西方的文化滲透給以嚴厲的打擊,絕不能置若罔聞、無動于衷。社會主義中國不是一個讓反華反共勢力自由言行的大花園,讓他們隨意地站在游園的人群面前進行文化滲透,行誣陷抹黑中國之能事后,花朵依然艷麗,青草照舊碧綠,鳥兒未停嬉戲,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地回家。現實社會根本不是這樣的。再聰明的人也會有認識的誤區,長期被謠言迷惑的人們,很難從謊言的邏輯和依據中自我清醒。所以,絕對不可給反華反共勢力以言論自由,毒害人民的思想,威脅國家安全。這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取消國家的邊界。虛擬世界里,依然存在著激烈的國際階級斗爭。維護政治安全,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還應依靠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獲得億萬人民擁護的經驗豐富的堅強的政黨。面對新媒體上洶涌的西方文化滲透和兇險惡毒的政治顛覆圖謀,黨中央沉著清醒、冷靜應對,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專門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委員會以及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委員會。新媒體上的意識形態引導,必須與現實社會的為人民服務的成就結合起來。中國有句俗話,打鐵需要自身硬。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曾經將真心實意擁護人民戰爭的革命群眾當作打破“敵軍圍困萬千重”的銅墻鐵壁。當前,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依然是我們在新媒體上抵御西方文化滲透和政治顛覆的堅強后盾。社會主義改革,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正確處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切實維護勞動人民的合法權益,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體利益,而不是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作簽貼。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實踐活動,治理腐敗,開展精準扶貧攻堅工作,打壓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加強生態環境治理,解決了許多人民群眾許多過去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有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就能夠把黨管媒體的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打贏新媒體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切實維護意識形態安全。

注釋

[1][6][7]《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5、29、19~20頁。

[2][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HaroldD.Lasswell):《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張潔、田青譯,展江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2頁。

[3]轉引自[俄]B.A.利西奇金等:《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徐昌翰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0~31頁。

[4]徐元宮:《今日的俄共如何反思蘇聯解體》,《學習時報》,2011年11月28日。

[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7頁。

【王傳利,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7期,作者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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