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階級”與社會矛盾

前面有蘇聯解體的教訓,但若不能汲取教訓,把蘇聯解體的本質原因完全歸因于少數個人的政治品質不好、喪失理想信念和外部顛覆,或因恐“文革”而害怕提階級矛盾從而害怕提階級斗爭,尤其是害怕消滅特權制度和鏟除黨內資產階級產生的土壤,就用一般經濟社會的供求矛盾分析去替代階級分析,最終會在全球資本主義化(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在專注發展物質文明的傾向和民族復興主義的誘導下,轉向資本主義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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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階級”與社會矛盾

在網上讀到《關于階級與階級斗爭的思考》一文,見有讀者說:“一腦子漿糊”。若這樣給學生上課,的確是往學子腦袋里搗漿糊。

如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樣,“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等詞語也不是馬克思的發明,但階級分析卻是馬克思在分析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時所用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工具。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那里,都有馬、恩對“階級”的最好分析,列寧也有過經典的“階級”定義。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課程,講“階級”,為什么還要繞著彎子用各種“中介”,東一瓢漿糊,西一瓢漿糊,不敢直接理直氣壯地運用馬克思的方法?這是什么邏輯?出了什么情況?我們要教給學生什么樣的馬克思的理論?教給學生什么樣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

1、關于“階級”的定義。

階級首先是個經濟關系的概念,其內涵是指按收入(流量)來源即按生產資料的占有(不是占有程度)對社會階層的劃分。

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就是對他人勞動及其產品擁有支配權的集團:

【“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資本家擁有這種權力并不是由于他的個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資本的所有者”(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第62頁)。】

恩格斯對“無產階級”下了這樣的定義:

【“無產階級是專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恩全集第四卷第357頁)。】

列寧對“階級”下了一個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或被他人占有勞動的“集團”的定義: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全集》第三十七卷第13頁)。】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占有生產資料和支配他人勞動的階級,在歷史上有過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而資本家階級是專指在現代大工業生產中占有生產資料和支配他人勞動力的所有者,這是私有財產的最高形式。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又按這占有生產資料的“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確定了私有制和私有“資產者”的不同性質:“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從而“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29-830頁)。《共產黨宣言》也多次在不占有不支配他人勞動而只支配自己勞動的私有者的意義上,把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稱為“中層等級”(參見馬恩全集第四卷第474、476頁)。

按生產資料占有和是否支配他人勞動劃分階級,其關鍵點是,不能按收入量的多少例如高、中、低收入進行劃分。收入高低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沒有必然聯系,但與生產資料的占有程度有很強的相關性。個體農民和個體工商業者絕大部分是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是極少數,大資本家在瀕臨破產時就不是高收入者。生產資料占有程度的高低與其占有收入的相關度,主要決定于占有者所處的產業部門、占有的規模、經濟的景氣與否、競爭的程度和生產效率。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生產社會化程度和生產資料占有程度的差別,同等階級在各國的收入水平不同,甚至一國內的同等階級中有不同的收入階層也是必然的事情。在理論上,只要高收入是來源于(體腦)雇傭勞動工資,這個高收入工資勞動者就是馬克思定義下的“無產者”,只有當他將高收入轉變成個人的生產資料,那他就轉變成占有了生產資料的個體勞動的資產者,若他進一步還支配他人的勞動,則會轉變成資本家。

對于“階級”這個概念,在用收入差別進行衡量時,在一個階級中會劃分出各種收入階層,而按生產資料占有劃分,收入高低不同的人可能要歸于同一個階級。在同一個階級中,收入不同會影響不同收入者的觀念和行為,同一個階級的不同收入階層的意志行為是有差別的;對于不同的階級,生產資料占有與否、占有的程度和其穩定性的差別,以及是否支配他人勞動對一個人的意志行為的影響,要遠大于收入差別造成的影響。故在經典作家的著作里,從未見過用收入多少去做階級劃分的。

按收入多少劃分階層,是一種“收入分配理論”。按生產資料占有劃分階級,是“生產條件分配理論”。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后者支配前者,不能本末倒置。馬克思說: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第十九卷第26頁)。】

第二國際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就是因為按收入高低劃分階級,并看到隨資本主義發展中等收入者增加了,便以為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出現了中等階級或中產階級,便斷言馬克思關于隨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人數是有增長趨勢的預言是錯誤的,并進而斷言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無所謂的,提高工人的收入才是社民黨的主要任務。不幸的是,我們很多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理論家也都在中等收入的意義上濫用“中產階級”概念。

即使對于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是不同的。馬克思階級理論中的“無產階級”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下的無產者,而非落后生產方式下的奴隸、城市貧民、破產農民和流氓無產者。在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完全歸社會占有,任何有勞動能力的人的收入的唯一來源是勞動,自然就沒有了無產者與資產者的劃分,沒有了階級。對于在經濟政治文化落后基礎上單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向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縮小無產階級內部的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工農階級的收入差距、以及進而縮小所有勞動者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收入差別,進而消滅階級差別消滅階級,都是繞不開的問題或矛盾。

2、在經濟關系上否定個體階級分子的可確定性,怎能得到群體的確定性?

雖然個體的收入及其收入來源會發生變化,但不妨礙根據其收入來源界定其階級歸屬,根據其收入多少界定其高中低收入階層之歸屬。

3、人的階級屬性也反映在意志上。

這里倒的確有整體性與個體的差異性,但不是不確定性。絕大多數人的階級的經濟屬性與其階級的意志屬性、行為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多人階級的經濟屬性與其階級的意志屬性和行為是相悖的。故劃分階級不能走經濟的“一元論”,不能走極端。早期無產階級政黨隊伍中的很多理論家和領導人都是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過來的,《共產黨宣言》說:現在資產階級中間也有一部分人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這就是已經提高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歷史運動進程的一部分資產者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全集第四卷第476頁)。在中國革命戰爭年代,那么多資本家和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都投身革命、流血犧牲,僅僅根據一個人的家庭經濟關系(而非本人當前的經濟行為和意志)的劃分,那他們就會被劃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極左者和唯成分論者不就是這樣做的嗎?有人身屬無產階級卻做夢都想當資本家,但他沒有資本家的利益行為時,也不能簡單根據其意志將其劃為資產階級。正因為階級具有經濟和意志行為兩種屬性,故對個人確定其階級屬性時,必須結合兩者來分析,過去的“唯成分論”之所以是錯誤的,就在于它割裂了階級概念的兩種屬性之聯系。

4、關于階級與社會矛盾的關系。

“社會”的內涵是“人與人的集合”,其外延即其種類則是多元的。從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屬性對其下定義,就有“經濟社會”、“政治社會”、“法律社會”、“文化社會”等概念。若從社會生產資料占有的階層關系來定義“社會”,就有“階級社會”的概念。一個社會只要存在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同階層,階級矛盾就是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若從生產與消費的環節來定義社會矛盾,供求矛盾(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就是一般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

撇開其他因素,僅就上述“經濟”和“階級”兩組經濟因素而言,拿一個經濟的階級社會和一個經濟的無階級的社會作比較,后者的主要矛盾是供求矛盾。前者的階級矛盾和供求矛盾是并存的,但在這兩個矛盾中,哪個矛盾起主導作用呢?這兩個矛盾有聯系有相互作用,但有根本的區別。因為不同的階級訴諸的(例如房產、醫療和教育、食品和公共安全等)供求內容及其結構是很不相同的,社會的供求矛盾朝哪個階級的方向去解決是由階級關系的力量對比及其矛盾決定的,當某個階級的供求意志及其行為主導了供求結構,經濟社會的供求結構的主要傾向就是由該階級的供求決定的。這個由階級結構主導的供求結構或矛盾,既有可能是隱蔽的、公開的、有時尖銳或有時緩和的,它有可能緩和階級矛盾,也有可能激化階級矛盾。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論述“生產、消費(需要)、分配和交換(流通)”一般性關系時,指出:他們試圖把這些對所有社會生產都適用的“抽象要素”及其一般關系“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聯系,然而是一種膚淺的聯系”(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上冊,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22、25、26頁)。

他又以生產與分配的關系為例,指出:

【“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么,勞動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離開生產很遠,似乎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這是上述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上冊,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32-33頁)。】

馬克思還指出,例如美國的凱里和法國的巴師夏等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家們都懂得,在李嘉圖著作里能找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前提,他們

【“都認為,資產階級社會在現代經濟學中歷史地取得的理論表現,必須當作謬誤來加以抨擊,并且必須在古典經濟學家樸素地描繪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證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上冊,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4頁)。】

馬克思指出的這種故意抹殺經濟學理論的階級性的現象,在我們所教的西經《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比比皆是。例如,在生產過程中,沒有關于生產資料占有與勞動力被支配的分析;在工人與資本家的市場結構比較分析中,生產資料的占有已完全沒有古典經濟學分析的那樣重要,相反工人倒成了勞動的占有者和支配者,成為與資本家占有市場的平起平坐的要素,工會被當成了賣方壟斷集團,與作為買方壟斷集團的廠商(資本家)平起平坐,參與收入的壟斷競爭瓜分。籠統的用成本、收入、供求、壟斷和競爭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已成為雜志、各種媒體和各級領導人用語的常態。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凡是商品經濟社會,由其生產關系決定的社會矛盾也主要是階級矛盾:

商品生產產生于在以不同自然地域上的性別、年齡、家庭及其互相對立的私人(家庭)自然分工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分工體系中。這種分工體系在互為有剩余產品生產(供給)的片面性與需要多樣性的壓力下,在不同的私人(家庭或部落)之間產生了物物交換直至商品供求與貨幣交換:在商品社會,商品交換的前提是參與交換的雙方

【“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交換過程》,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02頁)。】

因此,

【“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其次,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個人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人們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最后,分工還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發地形成的社會中,也就是說,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馬恩全集第三卷第第37頁)。】

這種互為異己的“人本身的活動”就是階級關系:

【“在分工的范圍內,私人關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階級關系,并作為這樣的關系固定下來”(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馬恩全集第三卷第第513頁)。】

恩格斯也認為,從研究商品開始,直至研究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

【“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恩全集第十三卷第533頁)。】

而只有在未來的消滅了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里,生產產品的勞動時間就不再需要迂回地用商品的價值來表達了:

【“在沒有階級對抗和沒有階級的未來社會中,用途大小就不會再由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最低額來確定,相反地,花費在某種物品生產上的時間將由這種物品的社會效用大小來確定”(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全集第四卷第104頁)。】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交換過程》中,馬克思進一步細化了《哲學的貧困》所表達的這同一思想(參見馬恩全集第23卷第101-102頁)。

簡言之,在一個以商品或市場經濟表達的階級社會里,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至于階級矛盾是否隱蔽或公開與否、緩和尖銳對抗與否、或我們希望將它們發展為對抗性還是非對抗性,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因為希望把階級矛盾控制在非對抗性上,就制造一個階級矛盾已不是市場經濟的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理論了。譬如,斯大林就是這樣,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把工農的階級矛盾簡化為公有制(國有與集體所有)之間的矛盾、僅僅歸因于生產(自然)條件差異、收入差異產生的矛盾,把蘇聯階級社會的矛盾轉成生產(供給)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即生產與消費環節的矛盾,從而把用發展生產力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當做蘇聯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而這個規律本應當用于生產資料占有社會化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無階級社會里的。他的這一認識主導了其后的每一屆蘇共領導集體。而作為工農階級差別、腦體分工、價值規律與計劃、公有制與職工當家作主、官員特權與群眾利益、貧富差別、文化建設、自由與平等、民主與集中等若干有實際意義的、能反映有關經濟基礎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分析,都被蘇共領導淡化和束之高閣。用一般的生產和消費或“供求”理論解釋蘇聯社會的主要矛盾,使蘇共喪失了對于處在過渡時期的蘇聯社會眾多經濟、政治和文化矛盾的解釋能力。等到階級矛盾尖銳化了、積重難返了,再認識和調整階級矛盾就已經來不及了,蘇聯體制也就解體了。

在蘇聯解體中的階級矛盾掩蓋問題上,有一個關鍵,即官僚特權階級或“黨內資產階級”問題。列寧很早就指出,

【“我國現在存在著新的資產階級……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關于黨綱報告的總結發言》(1919年3月19日),列寧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61頁)。】

當官僚特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借國有的生產資料謀取自己的利益時,國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實質上就變成了他們私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他們就從一般高收入者、特權者轉變成了特權階級、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即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辦。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定義的“社會主義”),是消滅了階級和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因為收入只有勞動這一唯一來源,消滅了階級也就無政黨,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屬性也消亡了(參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由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民在占有生產資料上的完全平等、實行唯一的按勞分配、無階級、無政黨。我們現在呢?有工農階級、有政黨,整個國家處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化的大環境的壓力(或包圍)下,國際階級斗爭十分尖銳,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的國家機器在不斷增強其對內對外的功能,有市場經濟,有市場經濟下大大小小的雇傭勞動的企業,也就有了資本家階級,收人分配既有按勞分配,更有按資分配(這種混搭的分配被稱為“按要素分配”),剩余價值規律、以利潤為導向的市場經濟的盲目擴張造成的資源浪費仍然在經濟生活中起著重大的作用,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矛盾和斗爭仍然存在。資本家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會用各種手段收買黨內的特權者使其轉變為資本家階級在黨內的買辦,即黨內資產階級。因此,作為階級社會,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全世界亦如此)。我們并沒有處在馬克思定義的已經消滅了階級和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我們的社會只是一個從經濟、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國家向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我們不能因為需要利用和發展市場經濟,就否認階級矛盾是我們這個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或像斯大林那樣用其他矛盾論來替代階級矛盾分析。這樣只會搗漿糊,掩蓋矛盾的主次及其本質,把馬克思的理論搞得面目全非。

在解決實際的階級矛盾例如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工作中,列寧下述論斷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有效的:

【“只要階級存在,階級斗爭就不可避免。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必然存在著階級。俄共綱領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現在還只是在采取最初步驟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共產黨也好,蘇維埃政權也好,工會也好,都應當公開承認:只要工業和農業的電氣化還沒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經濟和市場統治的一切根子還沒有因此而被鏟除,階級斗爭就會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們決不能放棄罷工斗爭,不能在原則上同意實行用強制的國家調解代替罷工的法律。……在我們這種過渡型的無產階級國家中,罷工斗爭的最終目的只能是通過同這個國家的官僚主義弊病,同它的錯誤和缺點,同資本家力圖逃避國家監督的階級野心等等作斗爭,來鞏固無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因此,無論共產黨、蘇維埃政權或工會都決不能忘記,而且也不應當向工人和勞動群眾隱瞞: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國家里采取罷工斗爭,其原因只能是無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著官僚主義弊病,在它的機構中還存在著各種資本主義舊殘余”(列寧《關于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草案(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寧全集》第四十二卷卷第367-368頁)。】

在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中,都是反對落后國家單干社會主義的。落后國家的共產黨在過渡時期內不能繞開利用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這是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性進化的歷史基礎,也是被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所證明了的。因為存在發展社會主義和利用資本主義這兩種因素的存在,故在過渡時期存在兩種過渡的可能性:

一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取決于兩個條件。

(1)不用一般的供求矛盾去掩蓋階級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社會矛盾,不掩蓋各種階級矛盾如工農之間占有生產資料的矛盾、工農與資本家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矛盾、工農階級與黨內資產階級的矛盾,等等。因勢利導引導讓這些矛盾朝著有利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前途發展。

(2)全球社會主義化的進程。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長短,并非由一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態所決定,而是要由全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態所決定。在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壓力下,資本主義發展和經濟關系的調整仍然有很大的空間,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長短,決非過去所理解的幾十年或幾百年就能完成的,或僅僅在形式上把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變為國有和集體經濟就能完成的,這個過渡時期的長短很大程度上將由外部環境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進程來決定。這第二個條件決定了,共產黨還是要堅持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的。

二是向資本主義過渡。前面有蘇聯解體的教訓,但若不能汲取教訓,把蘇聯解體的本質原因完全歸因于少數個人的政治品質不好、喪失理想信念和外部顛覆,或因恐“文革”而害怕提階級矛盾從而害怕提階級斗爭,尤其是害怕消滅特權制度和鏟除黨內資產階級產生的土壤,就用一般經濟社會的供求矛盾分析去替代階級分析,最終會在全球資本主義化(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在專注發展物質文明的傾向和民族復興主義的誘導下,轉向資本主義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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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階級 階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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