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多年前主編的工具書,扇了現在的吳敬璉一記耳光--駁吳敬璉私有企業改善收入論

吳敬璉編造出一個吹捧資本主義私人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觀點,卻不能舉出有關經濟統計數據或事例,來支持自己的市場經濟下民營企業(主流經濟學家用“市場經濟”、“民營企業”等字眼掩蓋資本主義實質)“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觀點;甚至不能用簡單道理說明,私有企業是如何“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更不能說明私有企業到底是改善某小部分人的收入,還是改善企業絕大多數人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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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多年前主編的工具書,扇了現在的吳敬璉一記耳光--駁吳敬璉私有企業改善收入論

2010年1月中旬,一些網站以《吳敬璉:仇富的浪潮從本質上說有利于腐敗分子》為題,刊登了吳敬璉在最新一期《人民論壇》雜志發表署名文章(以下簡稱吳文)。吳文主要基調是為生產資料私有制(表現形式是私有企業,而吳敬璉則掩飾稱為民營企業)表功擺好,掩蓋它必然產生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并產生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真相。另外,吳文又將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并產生貧富懸殊的階級利益沖突矛盾,勞動大眾對剝削、貧富懸殊的仇恨,污稱為仇富,把勞動大眾反對剝削,反對剝削造成貧富懸殊的正當行為,丑化為紅眼病似的仇富行為。

吳文說:

【“民營企業有幾條很重要的作用,包括它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就業的主渠道,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等”。

這兒吳文將資本主義私有企業(吳文稱為民營企業)描述得一片和諧美好,掩蓋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殘酷剝削等事實。

我們知道,私有企業的老板們屬于資產階級。剝削雇傭勞動者以攫取剩余價值,是資產階級的本性,是其辦私有企業的目的。因此我們從未聽說過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這種特征,卻知道剝削勞動者是其特點。

吳敬璉編造出一個吹捧資本主義私人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觀點,卻不能舉出有關經濟統計數據或事例,來支持自己的市場經濟下民營企業(主流經濟學家用“市場經濟”、“民營企業”等字眼掩蓋資本主義實質)“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觀點;甚至不能用簡單道理說明,私有企業是如何“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更不能說明私有企業到底是改善某小部分人的收入,還是改善企業絕大多數人的收入。

但在私有企業占絕大部分的我國,貧富懸殊極其嚴重,這貧富懸殊結果,與占全國企業絕大部分的私有企業對勞動大眾的剝削沒有關系?與私有企業的收入分配沒有關系?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名為《勞動者報酬占比考察經濟體健康度》的文章,據國家統計局資料計算,

【“在1995—2007年間,……剔除社保福利繳款后,勞動者實際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49.8%下降到2007年的40.9%,下降8.9個百分點。如果將社保福利收入看做當期可支配的勞動收入,則可支配勞動收入占比從51.2%下降到44%,總計下降7.2個百分點。”

由于以前計劃經濟時代,勞動者不必用工資徼納社保就享受醫療基本全報銷(只有要用極少數昂貴藥不報銷)、退休工資等待遇;而市場經濟下勞動者要用工資徼納社保,卻只能享受比計劃經濟下更差的醫療報銷待遇,因此意味著在1995—2007年間,勞動者實際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比8.9個百分點還多。

由于現在拿工資的都屬“勞動者”,資本家做為董事、總經理等高管,也在企業拿高于一般員工十幾倍、幾十倍的工資(英國匯豐銀行控股的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總裁馬明哲,有一年年薪6000多萬)。如把這部分“勞動者”的工資去除,真正勞動者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將下降更多。由于大規模的公有企業私有化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因此可以說,在我國企業從主要是公有制企業,轉為主要是私有制企業(即吳說的民營企業)后,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急劇下降。因此統計數據說明,私有企業大量產生,其收入分配不利勞動者,有利于資本家。統計數據無情揭露吳敬璉關于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說法的虛偽。如果說私有企業改善誰的收入,那很明顯,使資本家收入大大增加,使勞動者收入狀況相對于資本是大大惡化了。這種私有企業使資本、勞動二者收入兩極分化的狀況,在私有企業占企業總數的絕大多數的美國,也是照樣存在。

1992年3月,美國國會預算局發表的一份報告說,從1978年到1989 年的幾年間,美國占家庭總數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了77%,占家庭總數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卻下降了9%,占家庭總數20%的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國總共6600萬個家庭中,在這幾年里有2460萬個家庭的收入減少了,不僅沒有分享到美國經濟發展成果,反而情況惡化了。在這幾年里,美國家庭納稅后的總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凈增了7,400億美圓,其中96%被收入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億美圓的60%。而占美國家庭總數80%的勞動者家庭,卻只獲得這增加的7,400億美圓的4%。因此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結果就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這樣幾乎全被富人所占用。

1996年3月29日,美國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時報》報道,蘭德公司經濟學家林恩.卡羅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經濟政策評論》上發表文章說,9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快。在美國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時,占人口10%的美國窮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國一般人(這中間包括大量的“中產階級”)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1999年9月6日報道說,在過去20年中,幾乎所有工人的實際工資都有所下降,而個人年工作時間比1980年多83小時,增加近4%。1999年,美國國會預算局公布的統計顯示,1977年占美國總人口1%(200多萬人)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當于4900萬低收入美國人的收入總額;而1999年前者的收入相當于1億低收入美國人的收入總額。最窮的20%的美國家庭的收入在美國家庭總收入比重由5.7%降低4.2%;而1%最富家庭所占比重由7.3%上升到12.9%。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被吳敬璉吹捧為市場經濟楷模、私有企業占企業總數的絕大多數的美國,即使在官方的、極可能有掩飾貧富懸殊狀況的統計數據中,其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也都被資產階級攫取,勞動大眾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則越來越小。

雖然吳先生鼓吹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但是,來自美國資產階級的統計數據,也并沒有給吳先生的面子,還是給吳先生一記重重的耳光,揭露資本主義經濟(這種經濟必然以絕大多數企業是私有企業的形式存在)的收入分配是:國民收入的越來越大部分被資產階級攫取,勞動大眾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則是越來越少。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產生的收入分配的這種結果,又必然使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加劇,市場擴大遠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最終導致生產過剩危機的發生。馬克思指出:

【“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人民大眾的貧困和他們的受著限制的消費,但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生產的沖動,卻是不顧一切地發展生產力”(《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頁)

資本主義世界隔幾年就發生一次經濟危機,以及我國最近十幾年不斷地講內需不足,不斷要刺激內需來避免危機,其實都是私有企業剝削勞動大眾,從而收入分配不利于勞動大眾的結果。

實際上,即使按吳敬璉最熱衷鼓吹的市場經濟理論(因為吳敬璉最熱衷鼓吹按市場經濟理論行事,而被民眾稱之為吳市場),也無情地批駁著吳文關于資本主義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溫馨、和諧描述,揭露吳市場想用這溫馨、和諧描述,來掩蓋生產資料私有制(它表現為私有企業)造成收入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社會丑惡狀況。

吳市場等主流經濟學家常說,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理論觀點的出現,是因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壓榨表現出的資本的貪婪、殘酷是掩蓋不了的,為此,資本豢養的經濟學家(包括我國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就只能對其進行無害化的、“合理”的解釋。因此,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是資產階級學者對資產階級對勞工的剝削、壓榨等損害他人利益的貪婪行為,進行淡化、粉飾處理的說法。

但是,即使不從資本對勞動剝削、壓榨的真實階級關系出發,而是從主流經濟學家也經常念在口上的、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這種粉飾性說法出發來分析,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經濟的主要、強勢的市場主體——企業(實質是資本家),在其與弱勢的市場主體——勞工的關系上,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定將勞工的工資壓得盡量低,使自己獲得盡量多的利潤。因此,從吳市場等平時宣揚的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觀點出發,進行分析可以知道,這時能實現吳敬璉所說的“有利于改善收入”的是資本家們,它使資本家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更大的比例。而這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趨于減小。這種收入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增加,根本不會“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只會使社會收入結構惡化。吳敬璉似乎認為用資本主義私有制“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美麗謊言,就使人們看不到生產資料私有制使收入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社會丑惡狀況。

另外,在吳敬璉主編的一部工具書中,也可見到有關市場經濟將造成貧富懸殊這樣的論述。而市場經濟造成貧富懸殊,實質是所謂市場自由情況下,強勢的市場主體——企業(實質是資本)自由剝削弱勢的市場主體——勞工造成。因此所謂市場經濟造成貧富懸殊,實質是資產階級剝削勞工造成貧富懸殊。

“在個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過市場體系難以實現社會認為的公平。……由于市場經濟決定的個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對于那些缺乏掙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機會的人,市場體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維持他們的生存。這在西方經濟學中也稱之為市場失效,認為需要政府干預,采取措施來減輕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對不能維持生活的人給予一定的接濟,以防止社會的動亂。”(吳敬璉、張卓元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百科全書》第17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政府對經濟的作用則表現在對國有化經濟的控制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規劃和宏觀調節,設法減輕或者消除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所帶來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大量失業和過度的通貨膨脹,以保證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發展。”(上書的第57頁)

上述吳敬璉主編書中關于“市場經濟決定的個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等說法,掩蓋了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是社會貧富懸殊、“個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的根本原因。但它承認在私有企業占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社會,收入是“很大的不均等”,是貧富懸殊,根本不存在吳敬璉現在所講的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因此可以說,吳敬璉多年前主編的工具書,扇了現在的吳敬璉一記耳光。另外,不管人們從生活經驗、統計數據、吳氏宣傳的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觀點和吳氏上述工具書講述出發,都知道:吳敬璉企圖轉移目標,企圖用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謊言,轉移人們對私有企業剝削造成收入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關注和認識。

吳敬璉號稱經濟學界的良心,但從經濟統計數據、吳氏宣傳的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觀點和吳氏上述工具書,把他那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的謊言批駁得體無完膚的慘相看,他已無一點道德良心。看來,這是吳先生吹捧有利于資本的私有化太賣力而付出的代價。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為了維護自己鼓吹私有化、市場化的“著名經濟學家”慧眼獨具的正確形象,他不敢否定自己近些年的言行。他不但不敢談大家公認的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損害勞動大眾利益的“缺點”,他還要將這些“缺點”打扮成具有造福人民的“優點”(說私有企業“有利于改善收入結構”)向人民兜售。吳敬璉似乎只能這樣走下去而不顧歷史的真實,不顧勞動大眾的利益。吳敬璉這種類似表演,我們肯定在以后仍將看到。

【葉勁松,察網專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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