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洪永淼教授商榷: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給“西化”留后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有許多重大創新和發展,提出了不少原創性經濟理論,但是很少得到“國際經濟學界”承認,其根本原因不是“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未能與國際充分接軌”。“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說法不準確,中國現在需要構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不在于前者主要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后者主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市場經濟理論不等同于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存在兩種性質不同的市場經濟理論。“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只是工具,本身并不帶有任何階級或者制度屬性, 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看法不符合事實。

與洪永淼教授商榷: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給“西化”留后門

現在中國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呈現新常態,改革開放進入全面深化的新階段,面臨許多新情況、新現象、新特征、新問題,亟須深入研究和合理有效解決,迫切需要在學習、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同時,創新和構建新的經濟學理論,用以更好地指導新時代的新實踐。那么,中國現在應該構建(包括堅持和創新、發展)什么樣的經濟學?通過什么途徑、采用什么方法構建?如何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呢?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提出了原則性指導意見。

2016年7月8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又要經受實踐的檢驗,進而指導實踐。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學科建設。”[1]這段論述實際上已經清楚地從總體上說明了中國現在要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構建的基本原則和途徑、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關系,目前需要的是進一步深入正確理解和具體貫徹落實。

前不久,看了洪永淼教授與此相關的2萬多字的長篇報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2]、《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用現代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用國際語言講述中國故事》[3]和《中國經濟學將會如何演變?》[4]。這三篇文章(以下統稱《洪文》,后面有關引文皆出自這三篇文章,不再標明注釋)的主題都是要“探索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包括“如何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讀后感到提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有價值的見解,特別是在不少人否定經濟學的階級性、否定或者拋棄社會主義的時候,《洪文》堅持認為“政治經濟學既有科學性,又有階級性”,“應該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創造條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些都值得肯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做詳細介紹)。但是,《洪文》關于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和怎樣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觀點。為了更好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寫此文就教于洪永淼教授以及經濟學界的同仁們,以利澄清模糊甚至不恰當的看法,求得正確的共識,更好地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一、什么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中國需要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

1.經濟學的名詞釋義

《洪文》在論述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過程中使用了“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西方古典經濟學”“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現代西方經濟學”“西方現代經濟學”“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近20個名詞,除了少數幾個做了非嚴格定義的簡單說明之外,大多數名詞都沒有清楚地說明內涵、外延及其區別和聯系。然而,筆者認為,這是現在探索中國經濟學構建必須十分明確的問題,否則會造成認識模糊、思想混亂,甚至可能連現在中國到底應該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都不能真正弄清。為了使得構建中國經濟學的討論避免各說各話、引起歧義,認識更明確、更嚴謹、更準確、更有針對性,本文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特對經濟學及其分類做出以下說明。

所謂“經濟學”,顧名思義,最抽象籠統的界定就是研究經濟的科學。由于“經濟”在現代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廣泛的概念,首先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關關系,還包括生產、交換(或者流通)、分配、消費等在內的社會活動(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即運行和發展的內容和方式,主要是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產出的分配方式),構成上述社會活動總體的各類產業部門及其相關關系(產業結構)即國民經濟以及與上述所有這些內容有關的制度安排即經濟制度等。因此,經濟學可以依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范圍層次和具體內容、研究的不同性質和特征進行多種不同的界定和分類。

從最廣泛的意義而言,經濟學是所有研究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學科的總稱,包括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兩大類;政治經濟學是主要研究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最重要的理論經濟學,是所有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理論基礎,應用經濟學則是理論經濟學應用于各個不同領域而形成的分支學科。按照研究的科學性不同,政治經濟學分為科學政治經濟學、庸俗政治經濟學即非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按照具有的階級屬性不同,政治經濟學又分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按照所處的歷史時代的不同,政治經濟學可分為古代政治經濟學、現代政治經濟學;按照研究對象的社會形態的范圍不同,政治經濟學可分為廣義政治經濟學(即研究人類各種社會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狹義政治經濟學(即研究某個特定社會形態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政治經濟學);按照研究對象所處的國別地域的不同,政治經濟學還可分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即研究中國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美國政治經濟學即研究美國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政治經濟學[5]。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所說的“中國經濟學”“美國經濟學”,不應該只是指中國政治經濟學、美國政治經濟學,筆者理解這是一種最寬泛的通俗說法,應該是在中國或者美國存在的所有反映中國或者美國特色的經濟學的統稱,包括各種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在內。而且,政治經濟學的上述這些不同的分類法又可以交叉配合使用,形成更多更復雜的經濟學名稱,筆者曾經在其他文章中有過論述,這里不再重復[6]。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們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外的政治經濟學稱之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庸俗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高等學校的政治經濟學課程講授的也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連專業名稱和教科書的書名都是《政治經濟學》,因此習慣上就把政治經濟學僅僅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講政治經濟學,人們馬上想到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實這種通俗的流行看法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另外,現在中國經濟學界使用許多與“西方經濟學”有關的經濟學名稱,比如西方經濟學、現代西方經濟學、西方現代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供給學派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等。筆者理解,所謂“西方經濟學”是一個流行的通俗說法,實質上就是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其他的諸如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供給學派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等等,都不過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組成部分或者分支、流派而已。

2.必須正確認識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區別

《洪文》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制度演化本身,側重于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即物質的生產方式,并不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事實上已經逐漸脫離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研究范疇”(這里的范疇可能應該是范式);還認為,“西方經濟學通過1870年代的‘邊際革命’,側重于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研究稀缺資源如何優化配置,逐漸淡化了對經濟制度與經濟現象的政治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從此分道揚鑣”。《洪文》的這些論述,應該是想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包括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內的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區別或者主要不同。在《洪文》看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主要研究經濟增長即“發展社會生產力”,馬克思的《資本論》主要研究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側重于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后者“側重于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是這種看法,既不準確,也不符合實際。

首先,生產關系與經濟制度不是一回事,兩者不能不加區別地等同使用,因為制度屬于上層建筑,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反映或者說是承認、維護生產關系的法律和規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肯定會研究經濟制度,因為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反映,作為上層建筑會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產生反作用,而且經濟制度對生產力的發展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不能說僅是經濟制度。

其次,《洪文》所說的亞當·斯密《國富論》研究的主題是經濟增長、發展生產力,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研究稀缺資源如何優化配置,馬克思的《資本論》主要研究生產關系,這似乎是包括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內的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區別。其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不在于主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的差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根本不同主要在于階級性和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是科學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則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不太科學甚至是庸俗的經濟學。比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有一定的科學價值,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來源,但是存在沒有發現勞動二重性的嚴重缺陷,馬克思則創立了勞動二重性這個“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7],形成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且,兩者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也存在本質區別。

再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經典的和現代的)不是只研究生產關系,完全不研究生產力,更不是不重視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力的解放、保護和發展。《洪文》也提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明確宣布,“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的本質就是通過運用和發展生產力給人類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包含有生產力,而且生產關系首先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因此,生產力及其發展當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而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解放、保護、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社會走向共同富裕、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力,研究的不是生產力本身的物理、化學、生物等方面的自然屬性和工程技術方面的問題(這些屬于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的研究對象),而是研究生產力怎樣決定生產關系的狀況及其變化、生產關系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生產力,更重要的是還要研究生產力的開發、形成、配置、使用、保護、解放和發展的方式,而這些問題主要不是生產力本身的問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是生產關系問題或者與生產關系有關。比如生產力如何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或者計劃,而市場、計劃都不是生產力本身的范疇,而是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范疇;再比如怎樣解放生產力?主要就是要改變不適合或者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正是“政治經濟學”為什么在“經濟學”前面加上“政治”兩個字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面臨的主要任務與亞當·斯密不同,不是要研究資本主義的財富(生產力)如何增長,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謀獻策,而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及其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提供理論基礎,也并不是沒有研究生產力。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主要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樣科學地分析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基本原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這主要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個力:一是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動力,二是競爭的外在壓力。這難道不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深刻得多嗎?而追求剩余價值、市場競爭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顯然是生產關系啊!《資本論》還重點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怎樣阻礙生產力發展,探討了如何才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從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開始,由于社會主義社會誕生了,由主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轉向主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雖然使得從列寧開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主要任務與馬克思恩格斯不一樣了,成為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如何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指導,但是主要還是研究生產關系。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力主要是研究如何開發、形成、配置、使用、保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研究這些主要又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因為決定生產力發展、資源優化配置的因素,除了物質、技術這些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要研究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生產關系,這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只能主要研究生產關系。怎么能說主要研究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范式的缺陷或者不足呢?無論是經典的還是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存在輕視、忽視生產力的問題,都是非常重視生產力的作用和生產力發展的。

最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在19世紀70年代所謂“邊際革命”發生時才同西方經濟學“分道揚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時就與西方經濟學“分道揚鑣”了。兩者“分道揚鑣”的表現也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堅持“對經濟制度與經濟現象的政治分析”,而西方經濟學“逐漸淡化了對經濟制度與經濟現象的政治分析”。實際上,兩者首先而且主要進行的都是經濟分析,也都會進行“政治分析”。

3.中國現在需要構建的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一般而言的所謂“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

中國現在究竟應該構建什么樣的經濟學?這是探討構建中國經濟學首先必須明確的問題。《洪文》有兩個提法,即“構建中國經濟學”和“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從《洪文》的相關論述來看,“中國經濟學”好像是指中國人研究的、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為中國經濟發展服務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現在要構建的“中國經濟學”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什么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洪文》解釋說,“我們可以這樣定義,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什么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和形成最佳的生產關系,并且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同時又說“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發展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其實是在研究范式上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這些論述存在多重誤解。

第一,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絕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什么是“《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洪文》寫道,“《國富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抓住經濟增長主題,即發展社會生產力,主張用維護私人產權和市場自由競爭的制度以促進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從而使政治經濟學有了經典的研究框架”。從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出《洪文》還認為,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即物質的生產方式”,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研究范疇”。

實際上,是主要研究生產力還是主要研究生產關系,不是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的主要內容,而是目的、立場、內容、觀點和方法。所謂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是為了服務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按照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義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論框架,這種理論框架雖然有一定合理性和作用,但是并不科學,最突出的是并沒有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趨勢。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8]則是要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按照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范式,堅持和完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框架而建立新的理論框架。無論是目的、內容還是方法,這兩種理論框架都存在本質的不同,實際上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就突破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形成了更加科學的理論框架,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可能“在研究范式上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為什么要走并非十分科學的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回頭路呢?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像《洪文》所說的那樣,要回歸到以“主張用維護私人產權和市場自由競爭的制度以促進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為主要內容的“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21世紀中國化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了。

盡管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研究如何發展社會生產力,以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持續高效發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像《洪文》所說的西方經濟學那樣“側重于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偏重關注生產力的發展”。因為,不斷改革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相應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包括科學技術進步的根本途徑,而生產關系、經濟制度都不是人與物的關系,而是人與人的關系,所以,即使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相應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

第二,《洪文》關于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研究主題的論述自相矛盾。《洪文》一方面指出“傳統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經濟的公共屬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亞當·斯密《國富論》“延續了‘政治經濟學的含義’”,這就是說也是主要研究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又說“《國富論》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抓住經濟增長的主題,即發展生產力”,也就是說是主要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顯然,這兩種說法自相矛盾。實際上,亞當·斯密《國富論》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主要研究的也是生產關系。不僅從《洪文》上述對《國富論》顯著特點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國富論》實際上主要研究的是生產關系,因為所謂“經濟增長主題,即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研究主題和目的,絕不是空洞抽象、超階級的純粹生產力問題,同樣存在為誰發展、誰享有發展成果的屬于生產關系的根本問題,而且“主張用維護私人產權和市場自由競爭的制度以促進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更是百分之百的生產關系及相應的上層建筑;更重要的是從《國富論》本身的內容來看,主要也是研究生產關系的,從《國富論》第一章“論分工”開始論述的分工協作專業化,到其重點研究的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利己主義動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各種收入的來源和分配等,雖然都與生產力發展有關,但是本身都是生產關系,不是生產力。分工協作專業化是生產力問題,還是生產關系問題?按照《洪文》的理解,這可能應該是生產力,是人與物的關系,其實不盡然。這恰恰主要是以一定物質技術條件為基礎的人與人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合作,不是人與物之間的分工協作!

這里還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的確任何社會都要發展生產力,否則無法生存和發展,但是決不能由此就認為發展生產力只是人與物的關系、不是人與人的關系,只是生產力的問題、不是生產關系的問題。實際上,無論從發展生產力的目的、還是從發展生產力的方式路徑來看,如何發展生產力主要不是生產力本身的問題而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問題。首先,發展生產力有一個為誰發展、發展成果由誰享有的問題,毫無疑問這是生產關系問題不是生產力問題;其次,發展生產力必須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恰恰就是要把生產力從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和上層建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此可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是生產力本身的問題而是生產關系甚至包括上層建筑的問題;再次,發展生產力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和創新,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創新又必須調動科學技術工作者和生產經營者進行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和運用的積極性,這也不是生產力本身的問題,而是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在內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問題;最后,發展生產力的關鍵或者核心問題是必須優化資源配置(生產力配置使用),而配置方式主要是市場機制、計劃機制和兩者相結合的機制,這同樣也不是生產力本身的內容,都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因素。

《洪文》強調“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回歸亞當·斯密的原來的經典研究范疇,既要重視生產關系,又要重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二者不可偏廢”,這種看法又是不準確的。馬克思與亞當·斯密一樣,都是重視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并沒有偏廢任何一方面,在這一點上,根本不存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回歸亞當·斯密的原來的經典研究范疇”的問題。而且必須明白的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都重視、“二者不可偏廢”,不等于是兩者平起平坐、沒有主次之分,作為政治經濟學必然主要研究生產關系。

第三,中國現在要構建的中國經濟學不是《洪文》定義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而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前面關于經濟學及其分類的說明可見,中國經濟學、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三個名詞的內涵是存在很大差別的。不僅“中國經濟學”非常籠統抽象,所謂“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說法也比較抽象籠統,從字面上看不出其階級特征或者社會屬性。實際上,至少應該有兩種性質不同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一種是以研究如何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持續有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為主要任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另一種是研究如何建立和鞏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持續有效發展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經濟為主要任務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現在明確提出要堅持、創新、發展、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不知為什么洪教授在探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長篇報告中,只是一般籠統地說“構建中國經濟學”“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不明確指出要構建的到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覺得,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持續有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要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需要探索研究的也是如何持續有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不是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經濟。現在需要構建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也不是什么其他性質的政治經濟學,更不能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的,是決不能省去的。正如《洪文》指出的,現在探索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是要“為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而能夠發揮這種指導作用的只能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什么其他任何一種政治經濟學。

雖然洪教授在《經濟研究》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在介紹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時提到過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專門論述構建中國經濟學的2萬多字的長篇報告中也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構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說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洪文》始終都沒有明確指出他所說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沒有說明前者是后者的簡稱。更重要的是,《洪文》對“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內涵的界定是抽象模糊的,根本就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涵。由此可見,《洪文》主張中國現在要構建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并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洪文》寫道,“我們可以這樣定義,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什么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和形成最佳的生產關系,并且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表面看起來,這是一種似乎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的科學的界定,其實似是而非。《洪文》是承認政治經濟學具有階級性的,做出這種一般化的抽象界定,實在令人費解!難道能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就完全或者主要不是研究“什么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和形成最佳的生產關系,并且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嗎?如果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也要研究“什么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和形成最佳的生產關系,并且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那《洪文》要構建的到底是“中國特色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特色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呢?不得而知。

為什么要這樣定義“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洪文》強調,“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只關注、側重于研究社會的生產方式對生產關系的影響,而忽略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忽略人與自然的關系”;另一種傾向是“偏重關注生產力的發展……相對忽視了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改革與建設”。正是為了防止或者糾正這兩種錯誤傾向,所以中國應該構建“主要研究什么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和形成最佳的生產關系,并且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如前所述,實際上經典的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不存在這兩種錯誤傾向。

《洪文》還結合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提出,“蘇東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表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必須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研究放在與生產關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關注或側重于研究生產關系”,好像蘇東社會主義失敗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注重研究生產關系而不重視研究發展生產力的結果,這種觀點顯然不符合實際。蘇聯并不是只重視生產關系變革忽視生產力發展,而是非常重視發展生產力的。從理論上看,列寧甚至強調,“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9]。斯大林也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10]從實際上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曾經蒸蒸日上,由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弱國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變成了位居世界第二的強國,并且為打敗世界法西斯主義做出了突出貢獻。《洪文》還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貪污腐敗嚴重,社會矛盾突出,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過去40年偏重關注生產力的發展,關注GDP,相對忽視了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改革與建設”,這種判斷也是嚴重不符合實際的。中國的改革恰恰就是要改革完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環節和部分,是特別重視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改革與建設的啊!怎么能說是“相對忽視了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改革與建設”呢?

《洪文》為了進一步說明什么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甚至還補充道,“這其實是在研究范式上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正如前面第一點的論述,這更進一步說明“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完全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反,如果真是要“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那就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者說“中國特色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了。

什么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這是首先必須正確、精準、清晰、明確界定的,否則就會模棱兩可、導致思想混亂,不僅無法真正弄清中國現在到底要構建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學,甚至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學的“西化”留下后門。《洪文》認為中國還是應該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所以建議洪教授以后論述相關問題時,不要刪去“社會主義”這個不能缺少的關鍵詞,不要再使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這個很少人使用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盡可能采用現在大家都采用的更加明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免引起誤解。

二、必須正確評估中國經濟學現狀

《洪文》提出:“毋庸諱言,很少有中國經濟學家創立的被國際經濟學界所熟悉并承認的關于中國經濟的原創性經濟理論。究其原因,我認為,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未能與國際充分接軌,導致研究成果未能以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知的方式表達,是一個根本原因。”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

首先,必須明確“很少有中國經濟學家創立的被國際經濟學界所熟悉并承認的關于中國經濟的原創性經濟理論”,絕不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少有“原創性經濟理論”。這個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經濟學說史都表明:成功的經濟發展實踐必然會產生更符合實際的新的經濟理論,完全沒有正確的經濟理論指導不可能取得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功。中國也不可能例外。就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驚人成就一樣,中國的經濟學也出現了重大創新和發展,提出了許多原創性經濟理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最集中的體現是,基本形成了主要由八個方面內容[11]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具體內容和邏輯聯系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論述,本文也不再重復。

的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的許多重大創新和發展成果很少有“被國際經濟學界所熟悉并承認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呢?認為,《洪文》只是指出了部分原因,而且這不是主要原因。在筆者看來,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的許多創新和發展成果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主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成果,是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都沒有的原創性經濟理論,而這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主導的當今“國際經濟學界”[12]不熟悉甚至不愿意了解、更不可能承認的原創性經濟理論,因為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西方經濟學是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也不承認有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應該學習、參考、借鑒“國際經濟學界”合理有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并不保守,學習采用了不少“國際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雖然還不夠,但是中國是不能“與國際充分接軌”的。什么是“與國際充分接軌”?在國內外不少人的心目中就是完全接受和采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和機械唯物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經濟人假設、主觀價值論、經濟危機心理因素論、重現象和定量分析輕本質和定性分析等等都可以看出),這是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根本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或者說世界觀和方法論只能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所以中國只能參考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合理有用的方法,絕對不能與現代西方經濟學“充分接軌”。

筆者相信,洪教授并不否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上述重大創新和發展,因為《洪文》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應用。這樣的‘應用’是一種理論創新”。《洪文》還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國際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一個重大貢獻證明了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混合經濟中,可以用市場機制替代計劃機制作為基礎性調節手段,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但是,《洪文》關于“中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主要有兩個重大貢獻:(1)實行了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制度。(2)引入市場機制作為主要調控手段,而不是以計劃經濟為主要手段”的論斷,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準確的。之所以說不全面,從上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理論在非常重要的八個方面的主要創新成果就可以看出;之所以說不準確,是由于中國現在的所有制經濟不僅是以公有制為“主導”,而且還要以公有制為“主體”,“計劃經濟”不是手段。這絕不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因為,主導與主體是有重大差別的,只說主導不提主體,不僅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既不全面也不準確,而且還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做大做強做優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趨勢。的確,現在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在產值、就業人數、經營資產的數量上都低于50%了,也可以說是不占主體地位了,但這只是暫時的甚至是不合理的現象,從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長遠趨勢來看,公有制經濟必然要占主體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現在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繼續堅定不移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更需要花大力氣做大做強做優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就像市場或者市場機制是經濟調節手段,不等于市場經濟一樣,計劃或者說計劃機制是經濟調節手段,不是計劃經濟。所謂計劃經濟,應該是“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13]的經濟形態,其內涵要比計劃、計劃機制復雜豐富得多。

三、市場經濟理論不等同于市場經濟一般原理,還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洪文》寫道,“既然中國是市場經濟,那么在總結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對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就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市場經濟理論就是研究在市場條件下,經濟主體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科學。其基本原理與基本分析方法是無國界之分的,可用以研究實行不同政治經濟制度但同樣運用市場調節機制的所有經濟體。換言之,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只有一個(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信息不對稱下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應用”。這段論述有幾個問題需要深入探討說明。

一是市場經濟理論、市場經濟一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區別和聯系應該是什么?筆者認為,廣義的或者籠統而言的市場經濟理論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區別和聯系如下: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其內容是反映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規律或者普遍規律的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內容包括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運用和反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特有規律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內容包括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運用和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有規律的理論。

所謂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即普遍規律,筆者理解,只要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必然存在的普遍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的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節約時間規律、社會再生產規律等是在任何市場經濟條件下都存在的一般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揭示了許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特有的規律,比如剩余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相對人口過剩規律、無產階級貧困規律、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不可避免規律等等。西方經濟學應該說也提出了一些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到底具體有哪些,可能還需要深入研究和認定,比如《洪文》所認為的市場經濟一般規律中的西方經濟學提出的“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究竟是不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有爭論。厲以寧教授就認為:“農業中關于施肥量與產量之間的關系的實驗表明了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存在的……但這僅僅適用于技術完全不變的情況下。在現實生活中,技術不會停止不變,因此不可能把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說成是生產理論的基礎。”[14]甚至連世界上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都認為“邊際生產力理論”存在“局限性”,指出:“邊際生產力學說對生產要素所得報酬的解釋在理論上也是不完全的。”[15]由此可見,所謂“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至多只是特定條件下的特殊規律,不能算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

二是市場經濟理論,究竟是西方經濟學創立的,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的?按照《洪文》的論述,好像主要是西方經濟學創立了市場經濟理論,其實不然。西方經濟學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成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提出了一些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市場經濟理論并不是西方經濟學的專利,馬克思早就提出了科學的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流行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西方經濟學是關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關于革命的理論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的理論,缺乏市場經濟理論,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看法。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理論,不只是分析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運行規律,而且提出了當時最完整、最科學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規律)。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而且是一般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論。《資本論》雖然分析的是商品生產和流通,沒有“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概念,但是所謂“商品經濟”主要就是商品生產和流通,分析商品生產和流通,實際上也就是分析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馬克思不僅提出了包括商品、價值、價格、貨幣等基本范疇和上述普遍規律在內的系統的、邏輯嚴密的商品經濟一般原理,而且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更是創立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6]。

的確,現代市場經濟與馬克思時代的市場經濟相比,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現象、新特點、新問題,馬克思在當時不可能研究和提出相關理論,現代西方經濟學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理論,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認真參考借鑒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那樣,在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認真參考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而且,正如《洪文》所說的,“由于歷史條件所限,馬克思沒有考察市場機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運作”,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出現了真空,現代西方經濟學自然地填補這個漏洞”的判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現代西方經濟學沒有彌補缺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不足,而是中國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填補了這個空白。

四、中國經濟學家現階段的主要任務

《洪文》提出:“中國經濟學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任務,是運用現代經濟學先進的理論與研究方法,結合中國經濟現實進行理論創新,從理論上解釋中國經濟現實并指導中國實踐。”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也是似是而非、不清晰、不準確的,需要商榷。

第一,“中國經濟學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任務”究竟應該是什么?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主要是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同時吸收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功的。由于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所以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學家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斷總結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的經驗教訓,創立新的經濟學理論,為未來中國成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一根本目的也就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創新、發展、健全、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好地服務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

第二,中國經濟學家要完成承擔的主要任務是否只能“運用現代經濟學先進的理論與研究方法”?要正確認識這個重大問題,首先必須明確到底什么是“現代經濟學”?所謂“現代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廣泛流行的說法,但是對什么是“現代經濟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完全相反。如前所述,根據所處的歷史時代不同,經濟學可以劃分為古代經濟學(或者古典經濟學)即存在于古代或者以往時代的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即存在于現代的經濟學,但是處于同一時代的經濟學又可以依據科學性、階級性、國別地區性、具體研究對象等的不同劃分為多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學。僅就“現代經濟學”而言,既有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有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既有現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有新古典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即所謂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等,因此不加區別地抽象籠統地講“現代經濟學”,是不清楚、不準確、不嚴謹的,容易造成認識模糊、思想混亂。實際上,現在多數學者理解的“現代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代名詞,就是指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甚至只是所謂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不包括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內的,更不包括中國的現代經濟學(比如作為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洪文》有以下幾段與現代經濟學有關的論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和計劃經濟理論為主的理論體系,轉變為以市場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現代經濟學”;“在總結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幾百年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經濟學”;“運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分析方法,結合中國實際,用符合現代經濟學規范和國際慣用的術語與方式,來解釋中國經濟實際運行的規律,這將是中國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將大大豐富現代經濟學特別是市場經濟理論的理論內涵,而不是試圖去獨創另一套有別于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從這些論述可見,《洪文》的所謂“現代經濟學”,實際上也是指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不包括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運用這種所謂“現代經濟學先進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成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中國經濟學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任務”的,其結果只會是在中國發展現代西方經濟學,把中國引入邪路。《洪文》強調中國不應該“試圖去獨創另一套有別于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為什么不應該呢?恰恰相反,創新和發展有別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未來中國經濟學對世界經濟學的最大創新和貢獻,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照搬硬套能行嗎?中國經濟學家只能主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同時參考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有用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第三,經濟學在各國只有一個嗎?《洪文》寫道:“王亞南說過,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只有一個”,想以此來證明中國只能發展世界上唯一的“現代經濟學”,但這是站不住腳的。“經濟學在各國只有一個”嗎?不加區別籠統地這樣說,顯然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僅就理論經濟學而言,世界上至少有兩大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使這話是王亞南說的,也不準確,更不能以此作為斷言世界上只有現代西方經濟學這么一個經濟學的依據。眾所周知,王亞南是老一輩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說的“經濟學在各國只有一個”,只會是指既反映普遍規律、也反映特殊規律的科學的經濟學只有一個,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無論過去還是現代,肯定不會是西方經濟學,更不可能是現代西方經濟學。

五、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同樣具有階級或者制度屬性

如何構建中國經濟學?《洪文》認為應該借鑒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毫無疑問這是正確的,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決不能主要采用、更不能全盤照搬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只能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主要是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洪文》為了論證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性,提出“與經濟理論本身相比,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工具,本身并不帶有任何階級或者制度屬性,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實際上,這種不做具體分析、不加區別地一概而論的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總體而言,哲學社會科學主要是關于社會關系的科學。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關系是基本的社會關系,人們必然處在不同的階級地位中、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上、運用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認識事物,形成不同的理論看法,這些看法就構成不同的哲學社會科學。因此,哲學社會科學必然具有階級性,不同的哲學社會科學必然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也必然具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所謂“意識形態色彩”,實質上就是階級色彩、政治傾向性。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那種認為經濟學是與數學、物理學一樣的超階級的科學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必然具有階級性;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在階級社會中,經濟學的階級性不僅是研究對象和問題有階級性,而且研究者也有階級性,即站在什么階級立場上、從什么階級利益出發,基本理論觀點也有階級性,即反映什么階級的利益和訴求,具有意識形態色彩。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基本原理,還是立場觀點方法,都存在本質的區別。

比如,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經濟關系———勞資關系(即雇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的性質的認識和判斷,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根本不同。西方經濟學認為,勞資關系是平等互利的交換關系、不存在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問題,甚至認為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不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勞資關系本質是不平等的剝削關系,是資本家剝削了雇傭勞動者、工人養活了資本家,不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這種對同一種經濟現象或者事物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不同結論的情況,不勝枚舉,充分證明了經濟學的階級性。西方經濟學往往打著不偏不倚、客觀公正、超然于階級黨派和私利、代表全人類、純粹學術的旗號出現,特別害怕暴露自己的資產階級屬性,因為資本主義少數人剝削多數人、貧富兩極分化首先在道義就是不公平合理的,所以他們總是想方設法掩蓋自己的階級屬性,不敢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本性,不可能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樣,公開宣布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要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

經濟學不僅基本理論具有階級性,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思想方法也具有階級性,絕不是“本身并不帶有任何階級或者制度屬性,沒有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所謂經濟研究范式實際上就是經濟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的總稱。在階級社會中,立場主要就是階級立場,研究范式還包含基本理論觀點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經濟范疇和基本理論框架的構建,不僅僅只是具體研究工具和方法(包括話語表達方式),而基本理論觀點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經濟范疇和基本理論框架的構建也是具有階級屬性的。比如,“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既是一種理論觀點,同時也是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起點,就是私有制的反映,是有著濃厚的階級烙印和意識形態色彩的范式內容。

即使是從技術和工具手段角度而言的屬于中性的具體分析研究方法,比如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總量分析與個量分析、存量分析與增量分析、空間上的宏觀分析與中觀和微觀分析及其區域研究、時間上的動態分析與靜態分析、現狀分析與歷史分析、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歷史的研究與邏輯的研究、現象與本質分析、形式與內容分析、因果關系分析、必然性與偶然性分析、可能性與現實性分析,文獻研究、調查研究、案例研究、對策研究、比較研究,經濟預測方法、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博弈論(對策論)、大數據、云計算等等,都是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采用的經濟研究方法,區別只是存在運用的程度、水平、正確合理性的不同。以不同基本經濟學理論為指導、持有不同立場觀點和基本思想方法的經濟學家,運用這些具體方法工具的方式、成效也會有差別。如前所述,西方經濟學就存在重現象和定量分析、輕本質和定性分析的傾向。

這里還需要說明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運用更為現代的深奧的數學和計量方法進行經濟分析研究,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比較欠缺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的確需要學習、參考、借鑒。但是必須認識到的是,數學模型和計量分析是經濟研究的重要方法,而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是更重要的基本方法。因為,即使采用最先進現代的數學模型和計量分析,如果基本的思想方法不對,沒有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指導和運用,同樣得不出正確科學的研究結論。比如,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實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后,得出的科學結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西方經濟學也會分析研究發生的原因及其應對之策,但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決定他們不愿意、不可能甚至不敢深究私有制這個本原,只可能停留在現象上,進行淺層次分析,提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策,只能短期暫時緩和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盡管兩百年了,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根本消除的痼疾。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有些經濟學家自認為是沒有片面性的、不追求私利的、真正的、純粹的學者,以超然于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偏不倚、公正不阿的面貌出現,反對和指責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階級性,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不是科學的經濟學。如上所述,經濟學必然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絕不是像有些以客觀超然面貌自居的人認為的那樣,必然是不客觀公正的、不合理的、片面的、錯誤的,甚至不光彩的,關鍵是要看帶有什么性質的意識形態。如果帶的是先進的、符合實際的意識形態,就是正確的、科學的意識形態,就是客觀公正的、合理的、好的;假若帶的是落后腐朽的、不符合實際的意識形態,那才是不正確、不科學的意識形態,就是不客觀公正的、不合理的、不好的。

在當今世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現在的意識形態色彩其實要比中國濃厚得多,不少政治家、學者,特別是新聞媒體,往往都是以“普世價值”的代表、真理的化身自居,站在所謂不偏不倚的“道德制高點”上,以西方的意識形態劃線,不是批判譴責這個,就是懲罰制裁那個。實際上,不客觀公正、不正確科學的恰恰是他們。以下這個典型事例多少可以證明這一點:美國教育部下屬機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網站2013年3月22日在“每日語錄”一欄中引用毛澤東“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而不倦’”的名言,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因此遭到猛烈抨擊。有美國參議員出面表示,教育部必須解釋為何引用“共產主義者”的話。該中心網站被迫刪除毛澤東的這句話,換成了林肯的一個警句。美國教育部代理新聞秘書還專門公開表示這次引用“很糟糕”,像是在道歉。毛澤東這一句沒有什么意識形態色彩的名言,竟然被美國人以意識形態為由予以刪去。反觀中國呢?正如《環球時報》社評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及名人的話,哪怕是與中國軍隊曾經交戰的麥克阿瑟的話如今登上中國媒體,大概都不會有障礙”[17]。

《洪文》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花了大量篇幅論述了世界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和經濟學說史中的人和事,由于時間和篇幅限制,本文只是就一些與構建中國經濟學這個主題有關的重要問題提出了商榷意見。《洪文》還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看法,包括:如何正確分析和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新變化和新現象及其自我修復能力;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及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總體上效率不高的原因何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貪污腐敗嚴重,社會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借鑒西方現代經濟理論時,需要注意將市場經濟基本原理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及相關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剝離開來”中的剝離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和怎樣剝離;我們到底是應該使用“中國語言”講述“中國故事”,還是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等,只能留待以后有機會再探討了,希望洪永淼教授和經濟學界的同仁們批評、斧正。

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濟走勢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17ZDA036)的階段性成果。

[1]參見《堅定信心增強定力搖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民日報》2016年7月9日。

[2]洪永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https://www.weixin765.com/doc/aqquoqqf.html。

[3]洪永淼:《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用現代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用國際語言講述中國故事》,《經濟研究》2017年第5期。

[4]洪永淼:《中國經濟學將會如何演變?》,http://www.sohu.com/a/151955462_465368。

[5]有學者認為,經濟學無地域和國別區分,不存在什么“美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概念,這種看法可能不準確。因為,不同國家的經濟情況并不完全相同,都會具有自己特點,以不同國家的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經濟研究,必然會產生不完全相同的經濟理論,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經濟學,怎么就不能存在“美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及其相應的概念呢?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論》一書中早就明確指出:“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頁。

[6]參見簡新華:《發展和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引領新常態》,《經濟研究》2016年第3期。

[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頁。

[8]什么是“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洪文》沒做具體說明,筆者認為,應該是指當代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主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9]《列寧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3頁。

[10]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頁。

[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八個方面的內容是指: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理論、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新理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社會主義對外開放理論。參見簡新華、余江:《發展和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12]所謂“國際經濟學界”,實際上主要就是指的在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界,不太可能是指西方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如果《洪文》所說的“國際經濟學界”包含國際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提出的新理論就不是很少得到“國際經濟學界”認可,而是得到不少國際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肯定和認可的。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0-633頁。

[14]厲以寧、秦宛順編著:《現代西方經濟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74頁。

[15]《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348頁。

[16]參見簡新華、余江:《發展和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17]參見《美國對毛澤東禁言,言論自由掛了》,《環球時報》2013年4月1日。

 【簡新華,察網專欄學者,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3期,作者授權察網發布。原標題《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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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政治 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