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芯”痛,痛醒國人,“造不如買”的邏輯必須要倒過來!

西方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因其內在的缺陷和為先發國家資本服務的本質,無法科學地解釋國際貿易利益在國家間的分配差異。遵循該原則而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必然受到掠奪與剝削,實踐的結果會導致本國產業陷入產業的低端或低端產業的鎖定。馬克思的國別價值—國際價值—國際市場價值—國際生產價格邏輯的國際價值轉形理論則科學地闡明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差別,得出國際交換的結果是價值財富從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因此,中國要擺脫和避免在國際上受剝削地位,實現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根本出路在于堅持獨立自主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發展原則,加快實現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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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網編者按:中美貿易戰再升溫。2018年4月17日,美國企業被禁在未來七年內向中興通訊銷售元器件。這對在芯片、元器件領域仍然較為弱勢的中國中興等企業而言無疑是封喉一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領域受制于人,在國際競爭和國家安全領域的重大隱患由此暴露無遺。
毫無疑問,對中國在芯片領域的弱勢地位,與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一段時間內鼓吹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及其事實形成的一定輿論影響有很大關系。中興“芯”痛,正是這種買辦邏輯所造成的惡果。中興之痛,國產芯片之痛,應當痛醒國人——“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買辦邏輯必須要得到遏止與扭轉!

對芯片等核心技術,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非常重視,明確指出“互聯網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一個互聯網企業即便規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的‘命門’掌握在別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別人的墻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經不起風雨,甚至會不堪一擊。我們要掌握我國互聯網發展主動權,保障互聯網安全、國家安全,就必須突破核心技術這個難題,爭取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實現‘彎道超車’。”

習總書記還直接批評過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邏輯。2014年5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時指出,“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制造業搞上去,把大飛機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志性作用。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

為此,察網特刊發吉林財經大學魏旭教授的論文《“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為什么要倒過來?——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該論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高度,梳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論的歷史淵源,著重指出了這一理論在當代的變種即所謂的西方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指出遵循該原則而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必然受到掠奪與剝削,實踐的結果會導致本國產業陷入產業的低端或低端產業的鎖定。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根本出路在于堅持獨立自主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發展原則。在中美貿易戰正熱之際,從理論高度重溫這篇論文,無疑有助于我們提高認識、把握本質。

本論文原刊載于《理論月刊》2015年第5期,誠摯感謝魏旭教授授權察網網絡發布!】

2014年5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時指出,

【“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制造業搞上去,把大飛機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志性作用。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

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講話,旗幟鮮明地倡導了我們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習近平同志倡導的這一精神,原本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直秉承的優良傳統。但這一優良傳統在我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由于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影響,特別是受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在這一理論下所形成的“以市場換技術”邏輯的誤導,在實踐中逐漸被忽視甚至在不自覺中被拋棄,導致我國在參與全球國際分工的過程中,逐漸被鎖定在全球生產網絡的低端,出現了“鏈—網”的雙重鎖定,甚至陷入了“高端產業低端化”的陷阱。為此,本文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運用馬克思的國家價值和國際生產價格理論角度,在價值轉形的理論框架下解讀習近平同志這一講話背后所蘊含的理論背景。

中興“芯”痛,痛醒國人,“造不如買”的邏輯必須要倒過來!

一、“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是西方比較優勢理論誤導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的國際貿易及其利益分配理論是由大衛李嘉圖開創的比較優勢理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李嘉圖用“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簡單國際貿易模型闡述了他的比較優勢原理。在該模型中,李嘉圖假定英國和葡萄牙各自都只生產毛呢和葡萄酒。首先從英國方面來看,英國生產一定數量的毛呢需要用10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如果要生產一定數量的葡萄酒則需要用12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其次從葡萄牙方面來看,葡萄牙生產葡萄酒需要8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如果生產毛呢卻需要用9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李嘉圖認為,對英國來說,生產毛呢并把它輸出國外以換取葡萄酒更為有利。而對葡萄牙來說,輸出葡萄酒以交換毛呢是有利的。李嘉圖特別強調,即使生產毛呢所用的勞動時間也絕對低于英國,葡萄牙也應該專業化于生產葡萄酒,而把毛呢的生產留給英國。李嘉圖的理由是,

【“對葡萄牙說來,與其挪用種植葡萄的一部分資本去織造毛呢,還不如用資本來生產葡萄酒,因為由此可以從英國換得更多的毛呢。”[①]

李嘉圖的結論:在國際分工中英國應專業化為生產毛呢,而葡萄牙則應專業化為生產葡萄酒。這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李嘉圖對比較優勢原理的論證。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往往都避開李嘉圖而用機會成本等去談論國際貿易理論的利益問題。事實上,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恰恰是大衛·李嘉圖才真正科學地揭示了國際貿易中不同的貿易國家在經濟利益上的差別。對于上述英國和葡萄牙兩國之間國際貿易的例子,李嘉圖曾經十分肯定地斷言:“英國將以一百個人的勞動產品交換葡萄牙八十個人的勞動產品。”在這里李嘉圖已經明確地指出了,在英國和葡萄牙的國際商品交換中,有20個工人的一年的勞動從英國轉移到葡萄牙。為了進一步澄清這個問題,李嘉圖寫道:

【“這種交換在同一國家中的不同個人之間是不可能發生的。不可能用一百個英國人的勞動交換八十個英國人的勞動,但卻可能用一百個英國人的勞動產品去交換八十個葡萄牙人、六十個俄國人或一百二十個東印度人的勞動產品。”[②]

可見,李嘉圖已經在理論層面上得出了結論: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所進行的國際貿易中,必然有價值財富從不發達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取得了發展中國家所得不到的貿易利益。李嘉圖的這一認識,在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上達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視野所能達到的最高界限。

雖然李嘉圖在闡述比較優勢原理時在事實上已經揭示了國際貿易的利益分配關系,但是,李嘉圖對自己的這個結論卻不能夠堅持始終,而是發生了動搖。李嘉圖及其學派由于不能科學地揭開價值轉形之謎,不能科學揭開勞動和資本之間交換之謎,而導致其理論破產。[③]因此,李嘉圖在運用勞動價值論分析國際貿易的利益分配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理論的矛盾和困惑。前面我們看到李嘉圖在資產階級視野內已經認識到了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在貿易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然而,李嘉圖并不能夠對這一經驗上的事實給予正確的說明。李嘉圖由于他的勞動價值上的缺陷,他沒有科學的價值轉化理論,因而也就談不上運用價值轉化理論來分析國際貿易中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的不同經濟利益關系。李嘉圖轉而錯誤地認為,這是價值規律在國際交換領域作用的“失靈”。他說“支配一個國家中商品的相對價值的法則不能支配兩個或更多國家間相互交換的商品的相對價值。”[④]此后,李嘉圖又回到了他的粗造的勞動價值論。他寫道:

【“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換得的黃金如果不比輸出國的所費黃金多,就不可能輸入葡萄牙;葡萄牙在英國所能換的黃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費的黃金多,便也不可能輸入英國。如果貿易是純粹的物物交換,那只有當英國能夠使毛呢十分便宜,以致用一定量勞動制造毛呢比之栽種葡萄能獲得更多的葡萄酒時或當葡萄牙的工業出現相反的結果時,它才能繼續下去”[⑤]

這里用“一定量勞動”衡量兩個國家的商品交換,表明李嘉圖又回到了運用價值規律說明商品交換的立場上來。按照這一思路,李嘉圖又得出了國際貿易不能增加一國的交換價值的結論。對此馬克思批評道: “他的國際貿易理論是錯誤的,他認為國際貿易只產生使用價值他稱為財富,不產生交換價值”,“ 因此,在李嘉圖那里就出現了價值和財富之間的絕對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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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李嘉圖

大衛·李嘉圖之后,約翰·穆勒又從需求和交換比率方面對比較優勢理論加以補充,形成了相互需求論。相互需求論從供求決定價值出發來解釋國際間商品交換的比率,認為供求規律決定國際間商品流轉的水平和對外貿易中的商品價格,并將這一規律稱為“國際價值法則”。這樣,穆勒就把國際價值的決定歸于供求關系,徹底拋棄了勞動價值論。

隨著技術進步和國際分工的拓展,國家間技術擴散變得容易,由此導致國家間生產技術日益接近。然而,在實際的生產和貿易中,卻仍然存在著國家間的較大成本差異,古典經濟學的貿易理論無法給出有力的解釋。由此,赫克希爾、俄林在徹底拋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繼承了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思想,利用馬歇爾的提供曲線方法,構建了新古典貿易理論,即H—O模型。新古典貿易模型將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聯系起來,把決定國際貿易分工格局的因素歸于生產中所使用的要素密集度和各國的要素稟賦。此后,薩繆爾森進一步用數學形式表達了H—O模型的所有內容,并認為產品貿易實際上是對要素貿易的替代。這樣,就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解釋工業革命后貿易產生原因的主要理論。然而,這一理論在現實的實證檢驗面前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即所謂的“列昂惕夫之謎”。[⑥]

“列昂惕夫之謎”的提出,大大動搖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基礎,各種新的貿易理論不斷出現,先后形成了新要素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的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如果說傳統貿易理論是在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不變基礎上來解釋產業間貿易的話,新貿易理論則是用規模經濟效應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來解釋產業內分工和貿易現象。在此基礎上,又先后形成了以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為代表的產品內分工和產品內貿易理論、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以分工、交易效率為核心,運用超邊際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成因及利益分配的國際貿易理論。

從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的演變來看,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就是一個逐步背離勞動價值論的過程。如果說李嘉圖是在不自覺中放棄勞動價值論的話,現代西方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則是有意地背離勞動價值論。所以,現代西方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不過是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基礎上對已有理論的技術缺陷進行不斷的修補,并沒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新發展。正因為如此,李嘉圖以后的國際貿易理論不但沒有使這一理論朝科學化的方向向前推進,反倒是利用供求論、效用論和要素論等庸俗化的理論方法對古典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加以改良,使現代西方主流國際貿易理論淪為庸俗化。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結論: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偉大代表大衛·李嘉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闡述了比較優勢原理,并且初步揭示了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優勢的發達國家和處于劣勢的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貿易利益分配規律。但是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沒有能夠科學地解決價值轉形問題,因此他所堅持的勞動價值論是有缺陷的勞動價值論。正是因為他的這一理論缺陷,使他不能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運用國際價值和國際價值的轉化形式說明國際交換的現實關系,因此,在分析國際貿易的貿易利益分配問題時出現了認識曲折。后來的各個時期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采取了逐步放棄運用勞動價值論分析國際貿易問題進而誤入歧途,他們自然得不出科學的結論。

二、馬克思國際價值轉形理論對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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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是從馬克思的國別價值理論發展而來的。所謂國別價值就是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對商品交換中起調節作用的商品價值,它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國別價值在形成過程中,不同勞動強度的勞動要進行平均化。而且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商品的價值(即國別價值)還要通過部門內部的競爭轉化為市場價值,市場價值還要通過部門之間的競爭而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馬克思關于國別價值的形成及其雙重轉形的思想,完全可以用于國際商品交換的價值理論分析。

首先,國別價值平均化為國際價值。在國際市場上,不同國家所生產的同種商品,將按照相同的國際市場價格進行出售。然而,它們卻是在不同的國家、以每個國家不同的平均勞動強度以及不同的勞動時間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些相同的商品卻有不同的國別價值。這些產品的國別價值形成一個階梯。[⑦]在商品按相同的國際市場價格進行交換時,這些產品的國別價值就以一定的梯度、以不同的國別價值依次平均化為相同的國際價值。這時,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國際價值,因而表現為更多的貨幣。發達國家的國民勞動強度往往都大于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的勞動強度,因此,發達國家的一定長度的勞動時間,在表現為國際價值時就會表現為一個比較大的量。相反,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的相同長度的勞動時間,在表現為國際價值時就不能表現為一個比較大的量。例如,英國、法國和印度都生產小麥。假設英國的平均勞動強度較高用d1=1.5來表示;法國的平均勞動強度為中等用d2=1.0來表示;印度的平均勞動強度低用d3=0.5來表示。英國、法國和印度各自生產1噸小麥,他們使用的勞動時間分別是80個工作日、120個工作日和240個工作日。當這些小麥在國際市場上都安120個工作日出售時,作為發達國家的英國,就以一個較小的勞動時間(80個工作日)實現為一個較大的國際價值(120個工作日),相反作為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的印度,卻以一個較大的勞動時間(240個工作日),實現為一個相對較小的國際價值(也為120個工作日)。

其次,當國際市場上,各國資本家為追求超額剩余價值而展開部門內部競爭時,商品的國際價值就轉化為國際市場價值。勞動生產率高于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企業生產的商品,其個別國際價值較低,例如是6小時。相反勞動生產率低于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企業生產的商品,其個別國際價值較高,例如是10小時。他們在競爭中都要按中等勞動生產率發展水平的企業生產商品的個別國際價值8小時來出售。也就是說,這個生產部門所生產的單位產品的國際市場價值是8小時。在國際市場上,這個8小時的國際市場價值,相對于勞動生產率高的企業產品的6小時國際個別價值來說,就表現為一個倍數的量或“自乘”的量;而相對于勞動生產率低的企業產品的10小時國際個別價值來說,就表現為一個打折扣的量。一般說來,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都是率先采用先進生產技術,其勞動生產率較高,因此,它的一定長度的勞動時間就會凝結在較大數量的商品上,單位商品的國別價值量較低。但是,在國別價值轉化為國際價值時,在國際市場上商品按統一的國際市場價格出售,這必然使得發達國家的企業以一個較小的國別個別價值實現一個較多的國際市場價值。例如上面所說的6小時的國別個別價值實現為8小時的國際市場價值,表現出多實現2小時的價值。相反,那個10小時的國別個別價值卻有2小時不能得到完全實現。

再次,當資本在國際市場上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展開為追求平等占有剩余價值或利潤的競爭時,商品的國際市場價值就轉化為國際生產價格。不同國家生產不同產品,但每一個國家生產自己投入到國際市場上去的產品都有一個中等資本有機構成的生產部門。這個具有中等資本有機構成的生產部門,它所生產的產品的生產價格就是其國別生產價格。然而當不同國家將其產品投入到國際市場時,不同國家的資本又形成一個“社會總資本”。這個“社會總資本”的不同部分之間又會圍繞利潤率的高低而展開部門之間的競爭。總的原則是資本會從利潤率低的生產部門和國家抽出轉而投入到利潤率高的部門和國家。這樣競爭的結果是形成過即平均利潤率,相應地便形成國際生產價格。一般說來,國際平均利潤率的高低,不僅取決于不同國家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而且還取決于不同國家和不同部門對世界市場商品生產所投入的資本數量。國際平均利潤和國際生產價格形成以后,資本有機構成高于社會資本平均構成的國家或生產部門,其產品的國際生產價格高于其國際市場價值,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中能夠多占有一定的剩余價值,相反,資本有機構成低于社會資本平均構成的國家或生產部門,其產品的國際生產價格低于其國際市場價值,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中就有一部分剩余價值不能夠為自己所占有。在我國經濟學界曾經圍繞著馬克思到底有沒有國際生產價格理論展開過討論。有相當多的學者以國際范圍內資本和勞動力不能夠實現自由流動為理由否定馬克思有國際生產價格理論。須知,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不斷發展限制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將會不斷地被清除。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力自由轉移,只是加快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形成的條件,而不構成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形成的根本條件或原因。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資本追求平等占有剩余價值的傾向。馬克思說:

【“全部困難是由這樣一個事實產生的:商品不只是當做商品來交換,而是當做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他的各自的兩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⑧]

馬克思價值轉形理論的精髓就在于,它揭示了在生產價格(包括一國國內的生產價格或國別生產價格和國際生產價格兩種)這種交換價值形式上,實現了剩余價值的重新分配。為此,馬克思曾經以提綱的形式寫下了他關于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問題重要觀點:

【“利潤可以低于剩余價值,也就是說,資本可以通過交換獲得利潤,然而并沒有在嚴格的意義上實現價值增殖,因此,不僅單個資本家之間,而且國家之間可以不斷進行交換,甚至反復進行規模越來越大的交換,然而雙方的贏利無須因此而相等。一國可以不斷攫取另一國的一部分剩余勞動而在交換中不付任何代價,不過這里的尺度不同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的尺度。”[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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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這一重要提示向我們表明:馬克思很欣慰自己關于剩余價值和其轉化形式利潤(更應根據馬克思這里講話的情景理解為平均利潤)相互關系的理論發現。事實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區別于以李嘉圖為最高成就的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地方,就在于他發現并科學地闡述了價值轉形理論即生產價格理論。馬克思認為,把生產價格理論運用與國際貿易領域就可以科學地解釋,為什么在有的國家沒有把更多的人類勞動投入到生產領域去“在嚴格的意義上實現價值增殖”,但這個國家卻可以獲得更多利潤或平均利潤。也就是說,國際商品交換如果以生產價格相等為基礎進行,那么,國際社會的一個國家的資本就有可能不以自己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為界限實現利潤。馬克思所謂的“這里的尺度不同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的尺度”,說的就是這時商品按生產價格相等,而不是按價值相等進行交換。按照國際生產價格理論,發達國家所提供給國際市場的產品一般都是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產品,因而在按照國際生產價格出售這些產品時,都能夠占有比自己國內創造的剩余價值多。因而就實現了馬克思所說的“一國可以不斷攫取另一國的一部分剩余勞動而在交換中不付任何代價”[⑩]的交換結果。大約是在2005年前后,人們曾經熱議的“中國需要賣掉8億件襯衫才能換來一架波音飛機”。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國際貿易案例中的國際貿易利益問題。美國的飛機制造業是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他的資本有機構成假設是90c+10v,在剩余價值率是100%的情況下,其產品的價值構成是90c+10v+10m;而中國紡織業雖然也在不斷地改進技術,但是其科技進步速度還是沒有那么快,因而決定了它的資本有機構成仍然處于較低的狀態,例如可以假定它是50c+50v,同樣在剩余價值率是100%的情況下,其產品的價值構成是50c+50v+50m;在國際市場上,中美兩國資本展開部門之間的競爭,結果形成了國際平均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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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個國際平均利潤率,中國紡織品的國際生產價格為50c+50v+30p;美國波音的國際生產價格為90c+10v+30p.這樣在等生產價格交換的情況下,就有中國人在生產襯衫時所創造的20m轉移到美國。因此,在國際貿易中即使排除貿易霸權主義的干擾,平等自由的國際貿易也會使發達國家得到利益。

三、西方經濟學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本質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是建立在一個有著致命缺陷的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之上的。在他們看來,只要按照這個原則,所有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都可以從中獲得好處,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化。然而,在世界市場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對資本的控制與技術壟斷,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不僅沒有實現真正的貿易互惠,反而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因此,這種貿易互惠論的結果,不僅不是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統一,反而使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其實馬克思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的實質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9]756。  從世界市場運行的現實看,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造成發展中國家普遍依附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所謂的“中心——外圍關系”。特別是二戰后,處于分工階梯低端位置的發展中國家,在按照所謂的“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時,專注于生產初級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數量雖然劇增,但從貿易中獲得的實際利益非常少。一些國家由于過于強調資源、勞動力等初級要素的比較優勢的發揮,造成國內產業結構無法實現升級,并固化了原有的產業分工,從而使這些國家深陷“比較優勢陷阱”而難以自拔,甚至造成了拉美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出現增長停滯,并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近年來,在所謂的產品內分工及產品內貿易模式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過程中,大多被限定在價值鏈的最低端,從事“微笑曲線”中價值增值最少的加工制造環節,形成“俘獲型”的產業鏈,絕大部分利益被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獲得,甚至使發展中國家出現“貧困化”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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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種不平衡,現代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要么有意回避其背后的真實原因,要么由于其純粹的技術生產過程的分析方法而將這種不平衡歸于各種外生變量。例如李嘉圖模型將其歸于外生的比較技術優勢,H—O模型將其歸于外生的資源優勢,新貿易理論則將其歸于規模經濟優勢。事實上,造成這種不平衡或者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剝削的根本原因,是價值規律在世界市場作用的結果。我們知道,在世界市場上,交換仍然遵循著等價交換原則。但是,在等價交換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國別差異,交換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的產品實現更多的價值,而發展中國家則在平等交換下實現較少的價值。因此,在等價交換條件下,比較富有的國家實現了對比較貧窮的國家剝削。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這種剝削,絕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不等價交換導致的,而恰恰是價值規律作用下等價交換的結果。在當代,盡管國際貿易和各國間的經貿往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世界市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和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價值規律的優勝劣汰的功能依然未變。由于戰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具有不斷拉大的趨勢,在價值規律優勝劣汰功能的作用下,通過國際市場交易所實現的利潤不斷地由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這也導致富國越富、窮國越窮、南北差距不斷拉大。因此,我們很難想象戰后的日本,如果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參與國際分工,還會不會成為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與此同時,在所謂的勞動力比較優勢下,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往往以較低的工資受資本的雇傭,從而使全球的資本家實現了共同瓜分剩余價值和共同剝削勞動力的局面。因此,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的這種主張,不外是為資本的掠奪性進行辯護,從而服務于西方跨國資本的利益需要。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單純依靠參與全球價值鏈體系的方式很難實現所謂的比較優勢的升級。

四、馬克思國際價值轉形理論的現實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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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建立在比較優勢原則基礎之上的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并不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科學理論,因而基于此理論所謂的發展比較優勢戰略,不能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因為,在世界市場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對資本的控制與技術壟斷,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不僅沒有實現真正的貿易互惠,反而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因此,這種貿易互惠論的結果,不僅不是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統一,反而進一步使國家與國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甚至資本家之間的斗爭更加激烈,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其實馬克思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的實質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11]從世界市場運行的現實看,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造成發展中國家普遍依附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所謂的“中心——外圍關系”。特別是二戰后,處于分工階梯低端位置的發展中國家,在按照所謂的“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時,專注于生產初級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數量雖然劇增,但從貿易中獲得的實際利益非常少。一些國家由于過于強調資源、勞動力等靜態單純而初級的比較優勢的發揮,造成國內產業結構無法實現升級,并固化了原有的產業分工,從而使這些國家深陷“比較優勢陷阱”而難以自拔,甚至造成了拉美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出現增長停滯,并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特別是近年來,在所謂的產品內分工及產品內貿易模式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過程中,大多被限定在價值鏈的最低端,從事“微笑曲線”中價值增值最少的加工制造環節,形成“俘獲型”的產業鏈,絕大部分利益被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獲得,甚至使發展中國家出現“貧困化”的增長。因此,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長期以比較優勢作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按照馬克思的國際價值和國際生產價格理論,經濟發展必將會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以至于出現過度依附發達國家的依附性經濟;

特別地,在國際資本積累體制金融化趨勢在統治地位以后,全球的經濟結構、權力基礎的日益金融化,其核心特征是構筑了一個全球性的“美元體系”,并將世界各國納入到該體系當中。在“美元霸權”體系下,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掠占性日益增強,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更加注重技術的壟斷性,防止技術外溢,以維持其對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占有。因此那種希望通過招商引資來承接國際資本轉移,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提高自身的資本有機構成,從而提高民族資本的勞動生產率而增強自身的競爭力的想法,即使拋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的封鎖,也是難以實現的。

中興“芯”痛,痛醒國人,“造不如買”的邏輯必須要倒過來!

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辯證轉形理論,在國際貿易領域里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利益的因素是勞動生產率和相應的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重視如何提高一個社會勞動生產率。鄧小平在談到在帝國主義時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時強調“落后就要挨打”。我們運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轉化形式的理論研究國際貿易及貿易利益分配關系后,我們同樣可以說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所進行的國際貿易中,“落后就要受剝削”。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中國要擺脫和避免處于國際受剝削地位,要實現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根本出路在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原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此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更加注重協同創新。”這是黨中央高瞻遠矚從經濟全球化的戰略高度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做出的戰略規劃和理論宣言,具有劃時代的理論意義。正是基于這樣的事實,習近平同志說:“過去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現在要倒過來”。我們堅信,在這一邏輯下,習近平同志重新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今后改革開放的新的偉大實踐中,必將結出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碩果。

魏旭,吉林財經大學教授,《當代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本文原載于《理論月刊》2015年第5期,作者授權察網發布。

[①] 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4頁。

[②]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4頁。

[③] 恩格斯說:“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有以下兩點:第一,勞動是價值的尺度。但是,活勞動在和資本進行交換時,…第二,按照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兩個資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樣報酬的活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會生產價值相等的產品,也會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但是,如果這兩個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不相等,那么,它們就不能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如李嘉圖學派所說的利潤。但是情況恰恰相反。實際上,等額的資本,不論它們使用多少活勞動,總會在相同時間內生產平均的相等的利潤。因此,這就和價值規律發生了矛盾。李嘉圖學派已經發現了這一矛盾,但是他的學派同樣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恩格斯:《〈資本論〉第二卷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頁)

[④]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2頁。

[⑤]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2頁。

[⑥] 1947年和1953年,美國經濟學家列昂惕夫先后兩次對美國的對外貿易進行投入產出分析,結果發現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從而形成了與H—O模型相悖的結論。

[⑦] 馬克思說:“沒一個國家都有一個中等的勞動強度,…在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上,情形就不同了。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他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平均勞動單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5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頁。

[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402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1-402.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6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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