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臉張五常:“三十年不讀書”卻妄談人性自私——對張五常回應的回應(一)

張五常最近撰文《自私三解》回應周新城,引來許多不明覺厲的人拍手叫好,仿佛張五常三招兩式就駁倒了周新城,其實不然。現代實驗經濟學的“最后通牒博弈”實驗等都已經證明人性并非張五常所言“局限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人具有很強的公平感和利他傾向,隨著生物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已經逐步揭示了人類互惠利他追求公平的生物學發生機制。演化經濟學也通過計算機模擬仿真駁斥了張五常所謂“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結果”。而被張五常認為已經“奄奄一息”的馬克思的許多論斷卻不斷地得到經濟學、生物學發展的印證。所謂“自私三解”不過是張五常“三十年不讀書”導致的過時的三謬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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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臉張五常:“三十年不讀書”卻妄談人性自私——對張五常回應的回應(一)

1、狂妄的張五常及其人性自私論

張五常一貫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運動、社會制度。例如,多年以前,張五常在吉林大學、暨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演講時,都非常狂妄地宣稱:“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幾個釘子而已。”再例如,張五常曾在《馬克思奄奄一息》等文章中說:“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為禍最深。……他的分析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在馬克思與高斯(即科斯)的一場智力角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高斯均全面勝出。”“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我一向認為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關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

正如左大培先生所正確指出的,分析張五常的著作、演講和文章,一方面可以看到此人是不學無術,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智識智商也是十分劣等和低下的(讀不懂馬克思)。如此一劣等文人和段子手,竟然被大陸整個經濟學界奉為天人,真可謂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恥辱。

張五常一貫倡導人性自私論,他曾寫道,“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設是:每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會在局限約束條件下爭取他個人最大的利益。說得不雅一點,即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一貫地,永遠不變地,以自私為出發點。.....在經濟學的范疇內,任何行為都是這樣看:捐錢、協助他人、上街行動等,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生物學現已開始找到證據,證明和皮膚色素一樣,人性自私是遺傳而不可以改變的;事實上,這是所有動物最重要的生存特征。”“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的本性。”“到了此時今日,中國還在搞什么‘精神文明’,什么八二開的報喜不報憂,什么‘五講、四美、三熱愛’,什么主義堅持,等等,又怎能不教人悲從中來?”

張五常近期在回應周新城的文中又寫到,“自私源于經濟學的一個武斷假設。在這假設下,究竟人類是不是天生自私或是不自私不能生存,皆無關宏旨。深入一點地說,這個武斷的自私假設是經濟學說的在局限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似乎給人的感覺其不再堅持人性自私而只是“武斷假設”而已,然而馬上又說“你給一個小孩子兩個選擇,同樣的糖果他可以選一顆也可以選兩顆,如果他選二棄一,就是自私了”,玩弄半天文字游戲,無非想表達還是人性自私,故而那個小孩子將理所當然的選二棄一。只可惜張五常自詡聰明過人、“三十年不讀書了”,不知道現代實驗經濟學家早就做過類似的實驗,只不過結果大大出乎張五常們的意料。

2、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實驗始于1982年的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在該校經濟學系的古斯(WernerGuth)等三位教授的支持下,42名學生每兩人一組參加了一項名為“最后通牒”的博弈論實驗。實驗中兩個人分4馬克。其中一個人扮演提議者(Proposer)提出分錢方案,他可以提議把0和4之間任何一個錢數歸另一人,其余歸他自己。另一人則扮演回應者(Responder),他有兩種選擇:接受或拒絕。若是接受,實驗者就按他們所提方案把錢發給兩人。若是拒絕,錢就被實驗者收回,兩個人分文都拿不到。

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這個博弈的均衡點是很明確的:對于回應者來說,分給自己的錢數,不管多少,只要不為零,則接受比起拒絕來,總有更大的利益,他應該選擇接受;既然回應者能接受任何不為零的錢數,那么提議者為自己利益計,分給對方一點小錢就夠了。

然而實驗的結果是提議者提出給回應者的比例平均為32%,只有2位提議者提出平均分配;只有1位提議者提出給回應者的金額小于1馬克,該提議被回應者拒絕;3個給回應者1馬克的提議被拒絕了;此外還有1個給回應者3馬克的提議也被拒絕了,共有5個提議被拒絕。

這一實驗結果顯示,不論是對提議者還是對回應者的行為,博弈論對最后通牒博弈沒有得出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而且也不能對現實世界中的人們的真實行為提出滿意的預測。主持實驗的古斯等教授指出原因在于受試者是依賴其公平觀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來決定其行為的。實驗中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公平分配的傾向與傳統經濟學中“經濟人”的假設明顯不相符。

更有甚者,2001年,密歇根大學的Joseph Henrich做了一項跨文化的田野調查研究,考察了五大洲12個國家中的15個小型社會的公平感。這些小型社會包括,采集型社會、刀耕火種社會、游牧社會和小型定居農業社會。結果顯示,研究中的任一社會均不符合簡單的經濟人假設,且不同社會中,人們的行為差異比此前研究發現的大不少。巴布亞新幾內亞的Au部落,提議者平均愿意給予對方43%的份額,而回應者拒絕的比例卻達27%。印尼和巴拉圭的兩個部落最和諧,平均愿意給予對方58%和51%的份額!

還有勞動市場博弈(Fehr,Gächter and Kirchsteiger, 1997)、偷襲者博弈(Falk,2002)等都印證了類似的情況,只可惜“三十年不讀書”的張五常不可能知道這些打臉的事實。

薩繆·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Gintis)教授認為,人類行為具有的這種特征,可能是我們這個物種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定的行為模式。當嚴酷的生存競爭迫使人類把合作規模擴展到血親關系以外,而普遍存在的單次囚徒困境又無法為互惠行為提供條件時,由基因突變產生的強互惠或利他懲罰,有效維護族群內部的合作規范,顯著提高族群的生存競爭能力。為了證實這個猜想,他們通過計算機仿真技術,模擬了距今10—20萬年以前游獵-采集社會的人類生活,實驗結果支持了這個假設。

而張五常“自私三解”中第二點卻寫道“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結果。這是源于亞當•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說在社會中人不自私不容易生存。一九五〇年,我的老師阿爾欽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斯密之見伸延,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在經濟科學方法上的爭議。阿爾欽說人類爭取利益極大化是自然淘汰的結果。這觀點對我影響很大”。但在斯密自己更為重視的《道德情操論》中,他主張人性既不是完全利他,也不是完全利己,利他心與利己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側面而已。而所謂的自然淘汰說更是對達爾文的曲解,達爾文并沒有像以后的生物學家那樣,把《物種起源》揭示的邏輯始終如一地貫徹到人類和人類天性上去。1871年,《物種起源》出版12年后達爾文出版了《人類的由來》,在解釋人類的道德感時,他說“道德水準較高,多數人奉行道德規范的部落,絕對比其他部落更為有利。無疑地,一個部落若有許多熱愛群體、忠于群體、服從群體,既勇敢又體恤他人,隨時準備互相支援并為共同利益自我犧牲的人,必能戰勝其他大多數部落。這便是天擇”(Darwin,1871)。如果人人自私,則最先被自然淘汰的將是整個人類族群。在百萬年前的東非大草原上,面對大自然的嚴酷與周圍猛獸的襲擊,毫無個體優勢的人類祖先只能選擇利他合作行為。應當慶幸,我們的祖先中少有張五常這樣的人,否則人類將很難繁衍生存到今天。

3、所謂“自私的基因” 

回過頭來再看張五常的“自私三解”的第一點,“第一個看法是,自私是天生的。這是源于一九七六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書。這本書重要,博大湛深,也很有說服力”,所謂“自私是天生的”上面已經批駁過了,我們來討論一下道金斯那本所謂“博大湛深,也很有說服力”的《自私的基因》,這本書影響很大,影響很壞,影響了許多不明覺厲的人。

生物學與經濟學內在的邏輯相當接近,達爾文和華萊士都是受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啟發,才萌發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進化論的基本思想(Bowler,1984)。達爾文在自然選擇中堅持的是群體選擇觀點,而道金斯則代表了個體選擇一派。道金斯認為,“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也就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單位,既不是物種,也不是群體。從嚴格意義來說,甚至也不是個體,而是基因這一基本的遺傳單位”(Dawkins,1976)。“如果你認真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Dawkins,1976)。從演化均衡角度看,道金斯說,即便一開始存在一個沒有叛逆者的利他主義群體,我們也很難阻止自私個體的侵入,因為不能保證不會由突變而產生一個自私的個體;只要產生了一個叛逆者,它不但拒絕做出任何犧牲,而且還會利用別人的犧牲為自己牟利;按照定義,它就會比其他成員有更大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會繼承其自私的特征;這樣的自然選擇經過幾十或幾百代以后,利他的個體就將被自私的個體湮沒,利他的群體與自私的群體就沒有辦法分辨了(Dawkins,1976)。

與道金斯對人性的悲觀判斷相反,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實驗經濟學與行為博弈論的發展,經濟學家發現,人類相當一部分帶有利他傾向的行為,無法用親緣理論和互惠理論解釋。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種被桑塔費學派經濟學家稱為“強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的行為,這種行為的特征是:在團體中與別人合作,并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破壞合作規范的人(哪怕這些破壞不是針對自己),甚至在預期這些成本得不到補償的情況下也這樣做(Gintis,Bowles,Boyd,Fehr,2003)。強互惠能抑制團體中的背叛、逃避責任和搭便車行為,從而有效提高團體成員的福利水平。但實施這種行為卻需要個人承擔成本,并且不能從團體收益中得到額外補償。從這點看,強互惠是一種明顯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為。隨著催產素與鏡像神經元的發現,人類利他行為的生物學發生機制不斷得到揭示。

葉航(2005)等人也早就指出,道金斯等主流生物學家的觀點存在著明顯的疏漏。個體選擇理論斷言利己行為比利他行為具有更大的適應性,也許產生于一個長期的偏見和誤導,因為這一結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為與利己行為對適應性的貢獻。而這個前提是不正確的。生物適應性是一個全面、綜合的評價指標,它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被某個單一的事件或關系所決定。具體地說,一個利他者的生存適應性不僅取決于他與自私者的個別交往,而且取決于他與其他利他者的交往,由于這些交往更容易達成合作從而使雙方享受到合作剩余,只要這個剩余足夠大,就能彌補利他者損失的進化優勢。同樣道理,一個自私者的生存適應性不僅取決于他與利他者的個別交往,而且取決于他與其他自私者的交往,由于這些交往很難達成合作從而使雙方無法享受合作剩余,如果這種損失足夠大,就會使自私者攫取的進化優勢損失殆盡。葉航等人用模型揭示了即使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是生物個體,利他行為也可以通過合作剩余條件下的整體補償機制獲得相對的進化優勢,即“自私并不是人類惟一的天性!經過自然選擇和進化產生的人類心智與人類行為,不僅與自利心相容,而且與利他心相容。” 

4、“馬克思奄奄一息了”?

張五常曾叫囂“馬克思奄奄一息了”“最蠢不過馬克思”,而實際上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卻遠遠高于張五常。有不少人認為,馬克思對人性的假定是“利他論”,這是對馬克思的嚴重誤讀,馬克思在談到“人性”時,從不去糾纏什么“利己”還是“利他”,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從來不把“人的本質”或人性當作歷史的出發點,相反,他把“人的本質”當作歷史的結果。比如,在談到資本主義背景下的人性時,馬克思說,“這里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曾寫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本文開頭部分給大家介紹的“最后通牒博弈”實驗中已經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生活的人要比仍處于半原始非私有制生活的小型部落中的人更為自利,這不是所謂“人性自私”使然,而是后天所處的社會關系使然。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張五常的“自私三解”不過是自私三謬論而已。之所以用這么長的篇幅逐一批駁,是想告訴讀者不要再被張五常這種“三十年不讀書”的人所蒙騙,企圖用人的本性是自私這個結論否定共產主義,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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