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特種部隊、馬丁·路德金與顏色革命——毛澤東對美國的心理戰

實際上,無論是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戰場的軍事戰略,還是吉恩·夏普在全世界發動的顏色革命,本質上都是對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顛倒性借鑒和應用。美國情報機構已經把共產黨傳統的政治工作及發動人民群眾打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進行了真正的學習、研究、消化、吸收,并進一步進行花樣翻新的創新,并反過來用它們來對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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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戰進行中,美國總統羅斯福便派密探卡爾遜詳細考察研究了毛澤東軍隊,并隨后嘗試用從中共身上學到的經驗改造美式舊軍隊,建立了美國特種部隊。二戰后,美國對毛澤東的成功之道又進行了系統的、廣泛的研究。他們最終發現,擊敗了中國及蘇聯的心理優勢和政治動員能力,便可擊敗共產主義。四五十年代,美國開始著手制定了一系列用來瓦解蘇聯的心理戰方案。美國冷戰期間在軍備競賽上曾落在蘇聯后面,但最終通過心理戰、文化戰最終將蘇聯擊潰,這不得不說是從毛澤東那學來的。

美國的特種部隊、馬丁·路德金與顏色革命——毛澤東對美國的心理戰

(左側為毛澤東,右側為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

一、心理的戰場

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批評赫魯曉夫的文章《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1962年12月15日)中說: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唯武器論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論者。我們從來不認為核武器能夠決定人類命運。我們深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眾才能夠決定人類歷史的命運。”】

有底氣說這個話的,只有毛澤東。

人類歷史上的歷次戰爭,大多是由武器裝備及軍力強弱所決定的。但毛澤東的軍事生涯,卻是一部不斷以弱勝強的歷史,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就是如此,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戰爭更是如此。毛澤東的軍隊首先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結果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次,實現了精英與群眾間的緊密團結,形成了指揮者-士兵-人民群眾三位一體的強大結構,能最大程度發揮戰斗潛力。第三,在客觀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精神力彌補物力之不足。

毛澤東的軍隊戰斗力很強,并非強在技術裝備,而是因為這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是一支有高度理想、信仰、道德和覺悟的新型軍隊。精神力的強大彌補了物力的不足。軍隊內部官兵平等、上下團結一致,軍隊和人民之間魚水情深、團結如一人。面對任何敵人,無論是國民黨軍隊、日本軍隊、美帝軍隊還是“蘇修”軍隊,這支軍隊都有無上的道德制高點、無邊的心理優勢、無窮的斗志、無限的犧牲精神。這種內在的精神品質遠勝于德國及日本軍隊所注重的“意志的勝利”及“武士道”精神,這就是美軍為何能打敗德軍、日軍卻無法戰勝裝備更差的毛式人民軍隊的原因。人民戰爭理論,這是毛式“勇敢者游戲”的無敵之處。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后來也被美國人學了去,發展成了心理戰戰略、不對稱戰略、總體戰戰略等。

二、美國學習毛澤東建立特種部隊

二戰中,名震世界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營(工合營)及后來的美國特種部隊,是美國學習毛澤東的產物。美國特種部隊之父卡爾遜,是一位毛澤東八路軍的虔誠的崇拜者、學習者。

1927年,帶著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來到中國,其駐防地在上海,其任務是用武力保衛美國商人的在華利益。1930年至1931年,卡爾遜奉調到尼加拉瓜參加鎮壓當地游擊隊的戰斗,并因此獲得海軍十字勛章。1933年,卡爾遜重新來到中國北平擔任公使館的警衛副官。1935年7月任美國羅斯福總統警衛部隊的指揮官,并承擔給羅斯福搜集情報的使命。1937年7月,卡爾遜以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和總統密使的身份再次來華。

從37年底開始,卡爾遜對國共兩黨軍隊及正面敵后兩個戰場進行了廣泛考察。通過深入了解,他得出許多真知灼見,這些都被他寫進《中國的雙星》一書:

【1、雖然日本占領了華北的大城市,但是淪陷區的很多農村和縣城卻控制在共產黨游擊隊的手里。
2、共產黨軍隊的訓練教育方法,自我犧牲精神、以及指揮官高尚的道德品質和精明能干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認為這是對日本戰爭機器的真正挑戰,他說,“我相信,這是世界上最嚴于律和自制的一支軍隊。我所見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實,是我終生難忘的閱歷。”
3、他看到國民黨用槍支和鎖鏈抓壯丁,士兵們“沒有紀律和精神”、“不知道為什么而戰”,而共產黨在根據地的政權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擁護,人民踴躍參加共產黨軍隊。共產黨不僅實行減租減息,還實行民主選舉,不僅以軍事力量打擊敵人,還在經濟上、政治上同敵人進行競爭。在共產黨政權地區,老百姓過的日子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人民自愿起來打日本人。他們不僅是因為不愿作亡國奴,而且是保衛他們在抗戰過程中得到的東西。而在國民黨政權地區,老百姓甚至覺得國民黨跟日本一樣壞。
4、共產黨軍隊紀律是建立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官兵之間沒有什么鴻溝,干部和戰士之間充滿信任。整個團隊團結合作。戰士之所以打仗,是因為他們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衛大家的共同幸福。每次戰役前后都舉行會議進行信息交流。
5、卡爾遜來到陳錫聯部隊,跟隨一支600人的分隊執行截擊日軍的任務。他發現共產黨軍隊的士兵極其頑強。憑著往日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練就的體魄,他差點跟不上隊伍。他發現雖然每個戰士都極度疲憊,卻沒有一個掉隊的。他問一個戰士:“你如何能做到不掉隊?”戰士的回答令卡爾遜終生難忘:“如果一個人只有兩條腿,他會掉隊。但我除了有兩條腿,還有頭腦。我理解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我知道這次行動對整個戰斗意味著什么。”
6、共產黨軍隊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后,情報訊息極其靈通,他們通常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方式偷襲日軍,往往獲得大勝,而共產黨方面則無任何傷亡,日本人在敵后戰場就“像一個人在大海中掙扎一樣”。
7、1938年5月,卡爾遜來到延安并與毛澤東做了通宵達旦的談話,他們討論了中共游擊戰術。毛澤東還預言美日難免一戰,并且斷言如果德國入侵捷克,英國將不會宣戰——后來事完全證明了毛的料事如神。毛澤東還指出美日貿易往來為日本提供了一半以上的戰爭物資。卡爾遜為此感到極其慚愧,他馬上給羅斯福寫信討論是否應給日本提供物資。】

離開延安后,卡爾遜便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義務宣傳員”,游說美國支持共產黨抗戰。

回到美國后,卡爾遜建議司令部組建海軍陸戰隊的突擊部隊:Raiders(突擊者)。日本偷襲珍珠港后,卡爾遜如愿以償,受命組建了“卡爾遜飛行突擊隊”(或稱“工合營”)。 卡爾遜以5比1的比例嚴格挑選了1000名突擊隊員,終于實現了自己一直縈繞在心中的夢:以八路軍精神組建一支美軍中的八路軍。羅斯福總統把他的愛子詹姆斯·羅斯福送到卡爾遜身邊擔任突擊營參謀主任。這是現代美國的第一支特種作戰部隊,但按照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命名規則,它被稱為“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者營”。

在訓練他的士兵時,除了魔鬼式訓練,卡爾遜十分重視“政治工作”,注重軍隊的精神建設。他代表軍官向士兵們宣布:

【“我們將和你們同吃同住同干活同戰斗。我們心甘情愿地放棄一切特權。”】

他要求部隊在各種細節上都要體現官兵平等:他與普通士兵一樣站崗值勤、排隊打飯。每周五,突擊營依照八路軍的樣子召開民主討論會,每個士兵都可對一周的訓練發表意見,參謀主任小羅斯福還像八路軍中政治委員一樣給大家作形勢報告。

卡爾遜將他的作戰理念濃縮成“工合”二字,意思是“合力工作”,這是對中國共產黨抗戰精神的濃縮。當年卡爾遜突擊營的英徽便是寫著漢字“工合”的倒三角形紅色徽章,這只隊伍秉承的“工合”精神,被戰后美國海軍陸戰隊作為一項傳統沿襲至今。今天美國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們自稱“工合戰士(Gung Ho Soldiers)”。于是,美國的語言詞匯便出現了一個新詞,“Gung Ho”,《韋氏大學字典》中,這個詞含義有:同心協力、熱烈、狂熱極度的興奮與激動。

在隨后的二戰戰場上,卡爾遜的部隊戰績顯赫,第二近戰營官兵發揚“工合”精神,采用八路軍的游擊戰術,特別是奇襲戰術,驍勇善戰,被譽稱為“卡爾遜的近戰兵”,令敵人聞風喪膽,成了日軍的克星。

1942年8月,卡爾遜親率一支220人的小分隊,奇襲日軍在吉爾伯特群島的總部所在地馬金島,以犧牲30人的代價,全殲守敵三百多人(卡爾遜親自清點的日軍尸體有83具),擊沉敵炮艦、運輸艦各一艘,摧毀了島上大部分軍事設施。整個部隊表現出了良好的戰斗素質以及團結奉獻的可貴精神。這是二次大戰中美軍首次兩棲登陸戰的勝利,此戰一掃珍珠港事件以來籠罩在美國頭上的日本陰霾,令美國人民為之振奮。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軍的首次勝利,此戰經過也被永遠載入了美軍戰史。這個事跡于1943年便被拍成電影《工合!:卡爾遜襲擊馬金島故事》。同年11月,在成為美軍從防御到反攻轉折點的瓜達爾長納爾島戰役中,卡爾遜又親率第二突擊營在島上開展了幾個月的叢林游擊戰,伏敵30次,以死、傷各17人的代價,共殲敵800人,被稱為美國海軍陸戰隊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巡邏作戰。卡爾遜因功被授予海軍十字勛章,成為美國反法西斯戰爭的英雄。當時,美國報刊的評論文章都一致地指出,卡爾遜空運營之所以能取得上述輝煌戰果,除了個人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良好的品質外,主要是得益于中國八路軍游擊隊。

美國著名軍事史學家戈登·普蘭奇教授在《中途島奇跡》一書中所作的評價:

【“由于卡爾遜曾作為文職觀察員在中國共產黨控制區逗留過,對共產黨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該營的訓練、姿態、外觀受其影響很大。他的突擊營比之常規的陸戰隊營就像狂熱的搖擺舞節拍比之大型歌舞劇一樣,但是一旦需要,他們是相當能打的。”】

此外,法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喬治·布隆德博士也在《大洋余生——“企業”號征戰史》一書中對卡爾遜及其部隊作過如下評價:

【“另一位海軍陸戰隊上校埃文森·F·卡爾遜曾作為參謀部軍官參加了(奪取)塔拉瓦(島)的遠征。他曾經被派到中國共產黨軍隊中做觀察員。1941年,埃文森被任命為某突擊營營長。他在組織他的部隊時,參考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所證實了的出色的作戰方式。”】

三、毛式心理戰的三個層次

1937年12月,美國的特種部隊之父卡爾遜在山西八路軍總部學習時,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曾向他說過這樣一番話:

【“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我們抵抗侵略的心臟和靈魂。我們的武器過了時,處于劣勢,但我們可以用政治教育來彌補其不足。戰士和人民都必須懂得中國為什么和日本打仗。他們必須學會如何合作,如何和睦相處和如何打敗侵略者。政治工作分為三部分:(1)軍隊內部的教育,(2)居民中的工作,(3)敵人中間的工作。”】

任弼時還向他描述了如何在軍隊內部促進官兵平等、如何組織團結人民大眾建立民主政權,如何分化瓦解日本軍隊和偽軍。卡爾遜評論道:“這些話包含著真理、理想和智慧。如果真正實行了這一計劃,我就碰上了一個烏托邦。這種前景是激動人心的。……我需要時間來思考和吸收已提供給我的這幅令人震驚的圖景。”

正如任弼時所說的,由于在物質和武器層面的匱乏,毛澤東軍隊發展出一套十分高超的心理戰戰法,這在當年叫“政治工作”,它有三個部分:1、軍隊內部的政治教育、精神建設,確保官兵一致,確保軍隊的統一團結、戰斗動力和奉獻精神,防止敵人的分化瓦解。2、組織動員人民大眾,使之成為軍隊的強大后備力量和情報來源,陷敵人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3、通過政治工作和心理戰分化瓦解敵人軍隊。

毛澤東善于打心理戰,便可以借此發動群眾運動,便可以打人民戰爭。

毛澤東一生注重改造人心,1917年青年毛澤東在《致恩師黎錦熙信》中便提出: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毛澤東便是抓住了心理這個制高點,不斷探求大本大源,并以大本大源為號召,使天下之心皆動,從而獲得無上之偉力。】

二戰中,毛澤東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學習毛澤東的第一點發展出了特種部隊,開始了傳統部隊的革新。二戰后,毛澤東成為美國的最大敵人,在與毛的斗爭中,美國學習第三點,發展出了高超的心理戰能力,并最終將蘇聯肢解。

四、毛澤東對美國的心理戰

正如戰爭有正義邪惡之分一樣,心理戰同樣如此。毛澤東的政治工作和心理戰是為了解放中國人民、解放全世界人民,而美國的心理戰則是為了壓迫世界人民。

毛澤東早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就指出:

【“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宣傳內容要根據紅軍政綱和針對各階級、階層不同對象的情緒去進行,宣傳的方式方法要靈活多樣。”】

抗日戰爭初期,八路軍就成立了敵軍工作委員會及專門的敵工科(后發展為敵工部),短短幾個月時間華北偽軍就反正八千多人。八路軍在延安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建立了“日本工農學校”,出版了名為《士兵之友》的對敵宣傳月刊,瓦解敵軍的戰斗意志,分化敵方陣營。抗日戰爭中爭取了700余名日軍官兵投誠,18.3萬余偽軍反正。其中許多投降日軍日后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成為日本國內重要的反美力量。

解放戰爭中,“北平模式”成為解放軍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即在大軍壓境情況下,通過和平的心理戰的方式瓦解敵軍,不戰而屈人之兵,將敵軍迅速改造成人民解放軍。原來國民黨軍隊內部黑暗專制,普通戰士遭受各種壓迫,起義或者投降的國民黨軍隊經過我軍的思想改造,往往煥然一新。

抗美援朝戰爭中,敵我雙方展開了心理戰較量。美軍在二戰中便高度重視戰場心理戰。朝鮮戰爭中,美軍對我軍的心理戰主要是宣傳中國國力弱小戰爭必敗,其次便是通過渲染物質享受、金錢女人等內容進行意志瓦解和心理破壞,而我軍則力圖改變對方價值觀。這是一場“人性”與“獸性”的戰爭。除了部分國民黨投降部隊由于思想工作薄弱被美軍攻破外,美國心理戰對我軍作用不大。

朝鮮戰爭中,美方等西方國家軍隊總共被俘兩萬多人。美軍對中國戰俘進行打罵、刺字、做細菌實驗、強行扣押戰俘,而我軍卻繼續發揚優待戰俘的傳統。美國的心理戰專家們對于我們改造俘虜工作的估價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對美國的制度發生了懷疑”,“百分之一的人皈依了共產主義”。美國的新聞報道也無可奈何地說,這是對“自由世界”和“美國生活方式”的直接打擊。由于中國的俘虜工作做得好,在美國干涉朝鮮的最初一年半里,就有四萬七千名美國士兵開小差。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中國第39軍通過戰場喊話,使美軍第25師第24團一個黑人工兵連全連一百一十五人集體戰場投降。美國黑人不僅在社會上遭受歧視,在軍隊中尤甚。因此,我軍的心理戰喊話發揮了很大作用:

【“被壓迫的黑人兄弟們,你們在美國社會中是受種族歧視的,在美國軍隊中你們仍然受種族歧視,我們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俘虜政策,是對白人和黑人俘虜同等待遇。”“黑人兄弟們,你們不要繼續為華爾街的老板們賣命當炮灰了,趕快投降吧!”】

投降的黑人戰俘們看到一個新世界,一個叫莫爾的黑人士兵在之后給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第一次認識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是了不起的人民,偉大的人民,他們確實不尋常。”一個黑人戰俘表示,“正是在志愿軍的戰俘營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當人來看待,而不是作為一個動物來看待。”見(《美軍黑人連向志愿軍投降》,2008-10-18,環球時報)】

黑人戰俘堅決要求去中國,經過我方大力勸說,才最終回美國。

但是在戰爭結束后,仍有21名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堅決地拒絕遣返回國,而是選擇到中國生活居住,這件事一時間在世界上引起轟動,當時許多美國媒體指責這22名戰俘是被共產黨“洗腦”的叛國者。

朝鮮戰爭結束了,毛澤東對美國的心理戰仍在繼續。

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日益興起。當時的美國,仍然是個種族主義國家,在南方各州,凡是長途汽車站的候車室、剪票閘口及廁所等地,都是黑白隔離。1961年,種族平等會議負責人的黑人法瑪以非暴力手段發動了挑戰種族隔離制度的自由乘客運動。1961年8月八月,“自由乘客”運動的一個小隊來到了門羅城附近時,遭到當地三K黨和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綁架和毆打,門羅城的黑人組織領袖羅伯特·威廉準備采取行動進行營救的時候,三K黨對黑人區進行槍擊,造成重傷。該州州長此時已經派遣了州部隊向門羅進發,以活捉羅伯特·威廉為目標,甚至想公開把他吊死在法院廣場上。在情勢緊急之下,羅伯特·威廉被迫帶領全家出走,先是連夜逃亡到紐約,其后由于聯邦調查局的通緝,再行逃亡加拿大。美國政府的黑手仍然不放過他,又要求加拿大引渡,羅伯特·威廉在當地友好的協助下,逃亡到古巴。就是他在古巴居留時,曾經兩次要求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聲明,支援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羅伯特·威廉于1966年抵中國居留,又于1968年5月下旬到達非洲的坦桑尼亞。(見《美國黑人的覺醒(三十六)》,《參考消息》1968年7月10日)

1963 年 8 月 8 日 ,毛澤東接受羅伯特·威廉的要求,發表了《 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的聲明》,指出:

【“美國黑人斗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毛還指出,“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

羅伯特·威廉在接到聲明后于8月14日在古巴發表長篇文章《毛澤東的美國黑人解放宣言》,將該聲明同林肯的《解放宣言》相提并論,文稱:

【“林肯宣言的大悲劇在于這樣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宣言所許諾的偉大的解放從來沒有完全實現。美國黑人在種族主義的美國只經歷了一次象征性的過渡:從無工資的奴隸身份過渡到同資本主義剝削的不穩定狀態相關連的最野蠻和不人道的工資奴隸身份。美國黑人是美國工人階級中最受剝削和壓迫的。他們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這個所謂領導國家境內的被剝奪權利的殖民地人民。在林肯發表解放宣言之后一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革命領袖和解放者毛澤東主席以中國人民的名義宣布美國黑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他的宣言標志著美國黑人在將近四百年期間爭取人權斗爭中的新紀元。……今天,大批黑人叛徒和資產階級黑人辯護士冠冕堂皇地出國去為美國國務院效勞,粉飾美國種族主義社會的殘酷性質。這些黑人辯護士充當美國心理戰武器庫中的重要武器。種族主義美國正力圖填補由于老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被迫撤出而在亞非兩洲形成的真空。因為那些地方大多數人民都是有色人種,美國開始發現自己的種族主義態度是一個不利條件。種族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是殘酷無情、慘無人道的,因此,美國不但沒有作真誠的努力來廢除野蠻的種族主義,而且展開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企圖把自己的骯臟勾當掩蓋起來,欺騙全世界,使大家相信不存在這種骯臟勾當。……美國的種族歧視和偏見是從資本主義剝削中產生的,但是它現在已經滲透整個腐朽的美國社會。……美國種族主義是對全世界的威脅。這是對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脅。這不再是一國的問題,它現在是一個國際問題。……毛澤東主席向世界各國人民發出的支援在戰斗中的我們人民的呼吁,是一個新的解放宣言。這個宣言使我國的兇惡帝國主義者、種族主義壓迫者膽戰心驚。”】

美國著名學者和黑人領袖、美國有色人種協會的創建者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則說:

【“從來還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的領袖向全世界發出過這樣的號召。……我的丈夫杜波依斯博士和我對偉大的領袖和人類的朋友毛主席表示感謝。”(《美國黑人的覺醒(三十八)》《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68.07.13;《悼杜波依斯博士》,《冰心全集》,第五冊,第136頁)】

1963年8月27日杜波依斯去世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陳毅先后向杜波伊斯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發去唁電。杜波依斯夫人電謝毛主席和全國人民表示感謝:

【“我丈夫晚年的生活由于您(指毛主席)那充滿智慧和文采的著作而豐富起來。……我的丈夫從革命的中國人民令人驚嘆的前進中得到了鼓舞,吸取了力量。他懂得你們蒙受過的苦難,并且為你們所取得的勝利而感到光榮。他從你們得出了由其他人效法的范例。他熱愛你們。你們會記得,他在北京同你們共進最后一次晚餐時說過:‘我走了,但是我的一片心永遠留在中國。’”(人民日報,1963年09月14日)】

羅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貝爾應邀于1963年9月至11月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受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等領導人的接見。(見 人民日報,1963年10月2日,1963年11月14日)

在毛澤東的影響下,1963年至1964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掀起高潮,1963年先后發生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黑人集會和游行(即伯明罕運動)遭到政府大規模逮捕和鎮壓的事件,以及密西西比州黑人領袖梅加·埃弗斯在家中被殺事件。1964年初,五十萬人在紐約掀起罷課運動,反對歧視黑人的教育制度;同年8月,紐約市哈萊姆區(1964年哈萊姆騷亂)、布魯克林區以及紐約州羅切斯特市(1964年羅切斯特騷亂)先后爆發黑人斗爭。1965年,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浸信會牧師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州塞爾馬領導的非暴力主義的黑人選民登記運動遭到政府強力鎮壓,釀成塞爾馬事件,兩千人被關進監獄,1名黑人群眾被開槍打死,馬丁·路德·金隨后領導黑人群眾三次從塞爾馬向蒙哥馬利非暴力進軍(蒙哥馬利非暴力進軍)。同年8月,洛杉磯爆發瓦茨騷亂,美國政府竟派出了兩個師的兵力(兩萬多人)開進市內,進行鎮壓和屠殺,留下了一筆新的、巨大的血債。黑人群眾同軍警展開激戰,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戰術與美國軍警展開游擊戰,連放冷槍,一共周旋了十天之久,打死打傷軍警數百,繳獲的各種槍支不下兩千支。(《美國黑人的覺醒(三十九)》,《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68.07.14 )

美國的特種部隊、馬丁·路德金與顏色革命——毛澤東對美國的心理戰

當時毛澤東的聲明震撼了整個美國社會。不過當新世紀的中國人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的毛澤東頭像時,沒有幾個人知道其緣由了。當年在美國,除了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和平抗議運動,美國還有勢力強大的主張武裝暴力的黑人組織,如直接信奉毛澤東主義的黑豹黨,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的馬爾科姆·X的激進組織。美國面臨著這樣的局面,要么接受馬丁·路德金的要求,要么,面臨著黑人群體的毛式武裝起義。1964年7月2日,毛澤東的聲明發布近一年后,美國總統約翰遜正式簽署了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員、公用事業單位、工會會員資格以及聯邦出資項目等方面存在種族歧視。

而在黑人組織領袖馬爾科姆·X看來,“民權法案”是一個“騙局”。馬爾科姆·X指責美國政府企圖在這個大選年頭,把黑人問題作為“他們的花招的一部分”,“等到黑人自己認識了這一點,看到自己被當作工具利用,他們就會自己拿定主意,用自己的方法來同種族主義者攤牌。”馬爾科姆·X的思想曾激動無數黑人的內心,他在一次演講中這樣說到:

【“我們都是黑人,所謂的尼格羅(negro),二等公民,奴隸的后代。你什么也不是,只是奴隸的后代。你不喜歡這樣的稱呼,可你還能是什么?你就是奴隸的后代。你來時坐的不是‘五月花’,你坐的是運奴船。身上綁滿鎖鏈,像牛馬一樣。你是被那些坐‘五月花’來的人帶來的,那些所謂的‘清教徒’、開國元勛。……白人把你送到韓國,你浴血奮戰。他們把你送到德國,你浴血奮戰。他們把你送到南太平洋打日本人,你浴血奮戰。你的血為白人而流。可你家鄉的教堂被炸毀,你的小女兒被謀殺,你并沒有為他們流血。你流血是因為白人叫你流,你咬是因為白人叫你咬,你叫是因為白人叫你叫。我討厭這么說我們自己,可事實如此。……從前有兩種奴隸,一種是屋里的奴隸,一種是地里的奴隸。屋里的奴隸和主人一起住在屋里,穿的很不錯,吃的也挺好,因為他們吃的是他的事物,他吃剩下的。他們住在閣樓或地下室,但不管怎樣它們里主人更近一些。他們愛主人勝過主人愛他們。”(見Malcolm X:"Message to the Grass Roots" http://www.csun.edu/~hcpas003/grassroots.html )】

為了有效地鎮壓黑人解放運動,美國政府及情報機構開始對黑人激進組織的領袖進行定點謀殺,例如馬爾科姆·X就在1965年2月21日被美國情報機構謀殺。馬爾科姆·X被害后,羅伯特·威廉于1965年2月25日向中國新華社記者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當局:

【“富有戰斗性的美國黑人自由戰士馬爾科姆·愛克斯的慘遭殺害,表明了帝國主義美國的所謂自由世界社會的野蠻性。象在美國種族主義壓迫下生活和勞動的千百萬黑人兄弟姐妹們一樣,馬爾科姆是‘美國主義’的受害者。……馬爾科姆在把美國黑人的斗爭同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的斗爭相結合方面作了許多工作。他不倦地在全世界面前揭露美國的種族主義,教育美國黑人認識美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的實質。因此,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強大敵人,是華盛頓的眼中釘。……由于(美帝國主義)正在編造一些謊言來掩蓋馬爾科姆·愛克斯慘遭殺害的真相,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個案件的詳細情節。但是,我們可以相信,美國的反動勢力已著手消滅一切革命運動和那些不肯為三十塊銀幣背叛被壓迫者的領導人。”】

美國的謀殺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全非工會聯合會總書記特特加于2月22日發表聲明指出,是嗜血成性的美帝國主義謀殺了馬爾科姆·X:

【“同為人類的事業和反對種族隔離和帝國主義奴役而犧牲的偉大烈士們一樣,馬爾科姆·愛克斯為實現非洲血統的人民的要求而流的鮮血,將成為美國和其他地方有色種族人民爭取正義、平等和人的尊嚴的斗爭的動力。”】

聲明揭露美帝國主義正在通過種種機構滲入非洲來奴役非洲人民,號召世界進步力量結成一條堅固的防線來對付美國的滲入和顛覆,并永遠保持警惕。在開羅的九個非洲民族主義政黨二十四日發表聯合聲明說:

【“反動的美國統治者妄圖通過殺害馬爾科姆·愛克斯來壓制人們反對使美國黑人遭到罪惡壓迫、殘酷剝削和蔑視的腐朽社會制度的原則性斗爭的呼聲。”】

已故的世界著名的黑人學者杜波依斯的夫人歇莉·格雷姆在阿克拉發表談話:

【“美帝國主義者由于在世界各地遭到失敗,于是更加不顧一切地采取屠殺和謀害的手段。……美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劊子手把起來反對他們的統治的任何人民領袖殺死。但是人民決不會因此被嚇倒,他們將把斗爭繼續下去。”】

在加納居住和工作的美國黑人小說家朱利安·梅菲爾德發表一項聲明說:

【“種種跡象表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把馬爾科姆·愛克斯暗殺掉的……這一謀殺給人的教訓是:我們決不能低估美國資本主義的殘酷和野蠻。”】

坦桑尼亞《民族主義者報》二十三日發表社論說,馬爾科姆·愛克斯的遭殺害表明了美國毫無民主:

【“雖然馬爾科姆·愛克斯已經死了,但是問題的根源仍然存在,斗爭的火焰并沒有因他的遭慘殺而熄滅。”(見《人民日報》,1965年2月27日)】

此時,一度被美國政府所接受的非暴力運動主張者馬丁·路德·金的思想也開始逐步接近毛澤東,他越來越深刻體認到黑人在美國社會的飽受歧視,絕大部分是因為經濟不平等所引起,經濟權才是實質、才是根本原因,公民權只是裝飾,于是,他將公民權的斗爭轉為經濟權的斗爭,他決定發動窮人運動,對抗美國資本主義體制,馬丁·路德·金和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合流趨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的中心工作永遠都是為窮人和勞工伸張正義。

1968年3月18 日,馬丁·路德·金曾發表如此演講,“如果一個人沒有工作或收入,從那一刻起,你便剝奪了他的生命,剝奪了他的自由,而且你還剝奪了他追求幸福的權利。”在美國黑人造反運動與共產主義合流之際,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也被暗殺了。

這件暗殺案引起了一場更大的黑人抗暴斗爭風暴,席卷了美國全境的一百二十五個城市,美國全國各地的黑人立刻聞風而動,到街頭示威抗議,與鎮壓者進行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武力抗暴斗爭。他們不畏強暴、襲擊開槍的軍警,焚燒種族主義者的商店,把反動的社會秩序打得個稀爛。華盛頓、芝加哥、洛杉磯、底特律、巴爾的摩等大城市,都陷入一片混亂。約翰遜總統一共抽調了五萬五千名陸軍和州兵進行鎮壓,還有兩萬兩千名正規軍準備隨時行動。

在運動高潮之時,毛主席于1968年4月16日發表了《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其中非常鮮明地指出:

【“最近,美國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國主義者暗殺。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者并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這一件事,深刻地教訓了美國的廣大黑人群眾,激起了他們抗暴斗爭的新風暴,席卷了美國一百幾十個城市,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顯示了在兩千多萬美國黑人中,蘊藏著極其強大的革命力量。這場黑人的斗爭風暴發生在美國國內,是美帝國主義當前整個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它給陷于內外交困的美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美國黑人的斗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斗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它對于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對于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表示堅決的支持。美國的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的產物。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只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白人中的廣大勞動人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爭目標。因此,美國黑人的斗爭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美國白色人種中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國黑人斗爭必將同美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最終結束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罪惡統治。”】

毛主席關于支持美國黑人斗爭的第二個聲明發表時,美國黑人的正日漸覺醒。據日本《朝日新聞》駐美記者辰濃和男1968年4月13日報道,他為了采訪馬丁·路德·金被刺以后一百二十五個城市黑人一同奮起抗暴的消息,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會見了指揮青年反戰運動的黑人活動家哈蒂遜。哈蒂遜說:“在我們美國黑人中間,占壓倒多數的人崇敬毛澤東主席!”辰濃和男又報道:他在紐瓦克黑人貧民窟訪問一個黑人工人家庭時,那工人拿出紅色的《毛主席語錄》(英文版)給他看,并且鄭重說道:“這是本好書!對我們非常有用處!”據辰濃和男還寫道,在那工人家庭的墻壁上,在他一家八口合家歡的照片之上,還掛著一幅毛主席的照片,那工人說道:“一句話,毛澤東是偉大的人物。他把那樣古老的中國改變過來了!”據女作家漢素音在兩次赴美演講印象記里寫道,目前,《毛主席語錄》在美國已經不脛而走。在香港的人也知道,從南越戰場前來香港“休假”的美國黑人士兵,也都想方設法要尋購一本《毛主席語錄》。

毛主席的第二個支持美國黑人斗爭的聲明發表以后,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立即指出,這一聲明是非常及時、非常重要的,

【“毛主席在聲明中把美國黑人斗爭放在世界人民爭取解放斗爭的地位,這給我們的斗爭賦予了新的意義。毛主席的聲明一定能夠促進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民起來支持美國黑人的斗爭。”】

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依斯博士的夫人歇莉·格雷姆說,

【“毛主席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極其重要的聲明,它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對敵人是個極沉重的打擊。……毛主席是第一個完全支持美國黑人斗爭、并且號召全世界人民和黑人一起進行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領袖。……美國黑人一旦認識到他們的斗爭不僅是為了反對種族歧視,而且也是反對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斗爭推向前進。”】

美國進步勞工黨也發表了聲明,號召黑人進一步組織起來:

【“我們有斗志。我們有英雄。現在我們需要明確的思想,需要組織起來,需要明確的計劃,這些因素已把其他地方的解放斗爭引向勝利。戰斗性加上對革命理論的深入學習——再加上組織工作,將使我們終于獲得解放和完全的自由。”(見《參考消息》,1968年07月23日;《人民日報》,1968年04月18日 )】

面對越來越洶涌澎湃的黑人抗議和起義浪潮,美國壟斷財團從此不得不進一步采取懷柔政策,他們開始專門在黑人中間培養一批擁護白人統治的政治經濟精英,以分化瓦解黑人抵抗運動。這些人是黑人中的叛徒,他們樂于當白人富豪的家奴(屋里的奴隸),而繼續維持廣大黑人普通群眾的田奴(地里的奴隸)地位。這些人就是以前任總統奧巴馬、前國務卿鮑威爾、前國務卿賴斯為代表的黑人叛徒群體,在美國種族歧視頑疾越來越惡化的時刻,這些人比普通白人更加維護美國白人壟斷財團的統治。

五、世界范圍內的顏色革命——美國將毛式群眾運動發揚光大

美國是毛澤東的優秀學生。通過與毛澤東的對抗,美國學會了發動軟戰爭從而“不戰而屈人之兵”。與強大的軍力相配合,美國更加顯得強大。

早在冷戰初期,美國便制定了一系列心理戰計劃。1948年6月18日布魯門總統簽署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0/2號文件中,明確提出顛覆敵對政權的各種方式:

【“宣傳活動;經濟戰;……支持地下抵抗運動……支持自由世界受共產主義威脅的國家中土生土長的反共力量。”】

然而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美國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心理戰效果甚微。進入八十年代后,卻突然進入了碩果累累的豐收期:美國不費一槍一彈、一兵一卒,用心理戰和非暴力方式更迭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心理戰和顏色革命戰略又連連得手。來看看美國是如何推翻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政權的(其他國家也大同小異)。

1999年,米洛舍維奇政權面對美國軍事上的狂轟濫炸卻越發堅挺,支持者越來越多。美國隨后改變策略,首先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美國借此警告老米,即便是中國也得對美國“俯首稱臣”,小小的南斯拉夫必須屈服!之前俄羅斯的葉利欽軟弱立場已經讓老米大失所望,此次事件后老米更加心灰意冷。中國時任駐南大使潘占林曾一針見血地揭示過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真實意圖:目的是打掉米洛舍維奇的心理防線。果然,中國大使館被炸不到一個月,米洛舍維奇便決定接受美國提出的科索沃問題解決方案。

當中國人以為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而放松警惕的時候,美國及西方情報機構則繼續加緊在南斯拉夫的活動——好戲剛剛開場:他們花費巨額資金收買了大量的軍隊、反對黨和媒體,通過美國第二中情局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在1999年和2000年兩年時間里資助塞爾維亞反對派4100萬美元,反對派趁機迅速發展壯大。南斯拉夫發生天鵝絨革命、顏色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在2000年大選中,米洛舍維奇和反對派爭執不下,都宣布自己獲勝。西方主流媒體一邊倒地指責米洛舍維奇選舉舞弊。最后,在中情局的協調組織下,反對派于10月5日發動政變,他們占領了議會大樓和電視臺,關鍵時刻米洛舍維奇的安全特種部隊“紅色貝雷帽”也倒戈。第二天,米氏被迫宣布辭職,由一群烏合之眾組成的反對派中的各派系隨之瓜分了國家政權里的各個要職。第二年的4月1日,米洛舍維奇被逮捕,隨后移交完全由美國和西方操縱的海牙國際法庭,四年后米洛舍維奇離奇死亡。

從80年代開始,非暴力政權更迭方式成為美國的首選。美國先是顛覆了蘇聯東歐等共產主義政權; 1999-2000年在俄羅斯的周邊顛覆了親俄的南斯拉夫政權,與此同時在中國也扶植了勢力強大的政治反對派;進入新世紀又在中亞五國制造顏色革命顛覆了親俄政權;2007年緬甸發生“藏紅色革命”;2008-2009,中國西藏、新疆接連發生嚴重騷亂;2011年開始美國又在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策動茉莉花革命,推翻了一系列不聽美國指揮的政權;而在中國的周邊緬甸等國,顏色革命幾乎已經大功告成……在這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一個重要人物的身影,便是吉恩·夏普。

作為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始人,夏普完成了系統的“通過非暴力手段顛覆政權”理論,其著作《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從獨裁到民主》,《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非暴力革命指導》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成為顏色革命的圣經,而夏普則在西方被稱為“非暴力抵抗的教父”和“非暴力戰爭的克勞塞維茨”。夏普在1993年《從獨裁到民主》一書中提出了40種類別的總共198個的非暴力戰斗方法,其中“象征性的公開行為”類別中第一條便是“展示旗幟和象征性彩旗”,第二條是“佩戴象征標識”,這便是后來聞名世界的“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形形色色的非暴力革命。因此稱夏普是顏色革命教父,名副其實。俄羅斯、中國、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受過夏普及其手下機構的培訓。而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經費來自于第二中情局——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哪里有顏色革命,哪里便有吉恩·夏普。1989年6月中國內亂升級前夕,夏普出現在北京;1991年推翻蘇聯政權的葉利欽的擁護者人手一冊夏普的著作《非暴力革命指導》;1998年夏普及其助手組建了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青年組織OTPOR(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兩年后米洛舍維奇政權垮臺;隨后夏普再接再厲,在布達佩斯建立“非暴力抵抗中心”培訓各國的反對派,其中包括2001年在白俄羅斯成立的“Zubr!(野牛!)”,2003年4月在格魯吉亞出現了“Kmara!(受夠了!)”,2004年6月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成立了“Pora!(是時候了!)”;2006年左右,夏普及其愛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緬邊境地區,又培訓了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

當伊朗的霍梅尼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公開指責夏普是中情局的走狗時,他們可能不清楚的是,夏普年輕時,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左派。

1951年,夏普從俄亥俄州立大學本科畢業,當時他的思想觀點是反對西方對全世界的殖民統治,他批判西方殖民者對世界的自行瓜分,他崇拜將印度從英國手中解放出來的甘地。當時正是美國與中國在朝鮮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時刻,夏普拒絕參加朝鮮戰爭與中國毛澤東的軍隊打仗。夏普進行了首次非暴力式的公民抗爭:他拒絕與美國軍事征召局合作,拒絕做體檢及攜帶征召證件。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前,他被聯邦調查局逮捕,并被關在聯邦拘留所。等待他的是法院審判,按照當時法律他最高可判14年。關鍵時刻,他給親蘇聯的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愛因斯坦寫信,并獲得了愛因斯坦的支持:“若這事也發生在我身上,我會做出和你一樣的選擇。”雖然愛因斯坦是聯邦調查局的頭號監控對象,但愛因斯坦的巨大社會威望仍然影響了法院的判決。又恰逢朝鮮戰爭結束,夏普被判了兩年,最終他在監獄了待了9個月零10天。[Gene Sharp.A dictator's worst nightmare[EB/OL].www.cnn.com/2012/06/23/world/gene-sharp-revolutionary/index.html ]

抨擊西方殖民主義的夏普,一畢業便遭受了美國專政力量的鎮壓。從監獄出來后,嘗到美國暴政滋味的夏普明白,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抗是死路一條,與美國精英階層對抗是死路一條。聯邦調查局等美國情報機構成功地用專政力量馴服了這個叛逆青年,將其最終馴服為為美國壟斷資本寡頭服務的忠實鷹犬。從監獄出來后,他便開始改變自身的立場,逐步遠離了愛因斯坦及其他激進的美國社會主義者。他先是擔任了美國頭號和平主義者亞伯拉罕·約翰內斯·馬斯特的私人秘書。馬斯特是美國勞工黨創始人之一,他曾經是著名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斯基主義者,但到五十年代已經轉變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甘地主義者,即便如此,馬斯特及其圈子此時仍然被美國主流社會認定為激進左翼。正因為這一歷史背景,今天的夏普還被某些人懷疑為左派,認為他的哲學基礎來自毛澤東和葛蘭西。夏普的確熟悉甘地和毛澤東的著作,并善于從兩者中間汲取營養為己所用,但更多是出于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他曾指出:“我并不因為甘地善良才佩服他。他不是傻瓜。他曾引用過關于權力和必要斗爭的語錄,如果你結合上下文分析的話,會發現它們可能來自毛澤東。”[John-Paul Flintoff.Gene Sharp: The Machiavelli of non-violence[EB/OL].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your-democracy/2013/01/gene-sharp-machiavelli-non-violence,2014-10-30.(引用日期)]

通過馬斯特秘書這一身份,夏普得到了去挪威工作的機會,先后在奧斯陸大學哲學與思想史研究院和奧斯陸社會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60年夏普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政治科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學者艾倫·布洛克,此人將斯大林視作是希特勒一樣的惡魔。美國情報部門智囊、著名外交事務專家、國家安全專家、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注意到了夏普,并邀請他去哈佛,正是在這個階段,夏普完全改變了自身的立場,與左翼徹底劃清了界限。夏普在哈佛完成論文,并于1968年在哈佛獲得政治理論哲學博士。他的研究側重點包括獨裁體制和極權主義、抵抗和革命運動的理論和哲學等等,這其中當然會涉及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和人民戰爭理論。其畢業論文長達1428頁。1973年夏普把長論文的部分內容編纂成三冊出版,取名《非暴力抗爭政治》,這是他“198個非暴力戰斗方法”的初次面世。[Mary Elizabeth King.Why we need Sharp’s Dictionary[EB/OL].wagingnonviolence.org/feature/why-we-need-sharps-dictionary/,2014-10-30.(引用日期)]

1983年,夏普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轉折。在這一年,他開始在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主持一個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項目,建立了愛因斯坦研究所,出版了《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一書,最關鍵的是他得到了冷戰之父、遏制理論和和平演變理論始作俑者喬治·凱南的高度賞識。在此書再版時,喬治·凱南親自為其作序:

【“盡管在書中,夏普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王晉燕.“精神教父”20年的陰謀[EB/OL].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08-02/16/content_45839081.htm,2014-10-30.(引用日期)]】

隨后在喬治·凱南的正式運作下,美國情報機構以巨額資金扶持夏普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當然這個研究所的精神實質已經和愛因斯坦秉承的社會主義理念南轅北轍。名字定成“愛因斯坦研究所”只是遮人耳目,其實是“喬治·凱南研究所”,其主要任務是如何將喬治·凱南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控制第三世界政權的戰略落到實處。從1953至1983年,先是聯邦調查局的鎮壓修理,后來是中情局的大力扶植,叛逆的左派青年夏普終于變成了忠實的帝國鷹犬。

應該說,美國冷戰教父喬治·凱南是最早提出顏色革命及和平演變主張的美國人。1947年喬治·凱南的那篇著名電報和論文《蘇聯行為探源》是美國二戰后對外戰略的第一塊基石。此文的一個核心要點,便是如果影響蘇聯內部的局勢來對蘇聯進行遏制和和平演變。凱南的策略主要有兩點,首先,他認為蘇聯高層的政治權力移交并不穩固。“一種巨大的不確定因素給蘇聯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陰影。那就是把權力從某個人或一批人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難以預測的局面。”凱南指出,政治權力從列寧到斯大林轉移,是當時的蘇聯所經歷的唯一一次,而且斯大林為了鞏固這次權力轉移卻用了十二年時間,蘇聯也為此付出重大代價——“它犧牲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動搖了國家的基礎,余震波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對克里姆林宮本身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喬治·凱南.美國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97.]】。凱南在這里顯然指的是列寧去世后蘇聯高層的內斗,如斯大林與托洛斯基間的惡斗導致托派第四國際分裂出去,影響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蘇聯后來的歷史印證了凱南的敏銳,蘇聯最高權力轉移中果真出現了“難以預測的局面”,先是出了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后來是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戈爾巴喬夫,美國則趁機利用這些人大做文章,最終將蘇聯肢解。

其次,凱南著眼于如何影響蘇聯群眾基礎,他說:

【“必須做出以下推論,即甚至在一個象共產黨那么紀律嚴格的組織里,在新近加入這個運動的黨員群眾和一班自我延期盤踞高位的少數人(這些新黨員絕大多數跟他們從未見過面、談過話,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親密關系)之間,在年齡、觀點和興趣方面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侵入了黨的肌體并使之陷入癱瘓狀態,俄國社會的動亂和弱點就會以難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蘇聯政權只不過是掩藏著一大群烏合之眾的空殼,這些人不得建立獨立的組織結構。……結果是,要是發生什么破壞黨這一政治工具的團結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蘇聯便可能在一夜之間由最強變成最弱最可憐的國家社會之一。”[喬治·凱南.美國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98.]】

在此基礎上,凱南明確建議,美國不應坐以待變,而是要主動地影響蘇聯國內的發展,美國必須給全世界的民眾造成這樣的印象,美國的體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來打擊共產主義支持者的熱情和希望。

喬治·凱南雖然最早提出了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原始主張,但是將其最終變成一整套可執行操作方案的,卻是吉恩·夏普。這也是喬治·凱南在80年代初和吉恩·夏普一拍即和的根本原因——美國情報機構一直想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但是只有在發現了吉恩·夏普后,他們才最終將夢想變成現實。

六、美國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高度重視

夏普“非暴力戰爭”理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國精英階層系統性學習和模仿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產物。二戰以來,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接連慘敗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軍隊后,美國軍事精英和政治精英接連掀起過數波學習研究毛澤東軍事和哲學理論的高潮,以至于今天美國的各大軍校都開設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課程。美國的目的是通過學習研究對手,最終制定系統應對方案以最終打敗毛澤東及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例如,夏普在上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的主要重點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利用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和哲學打敗共產黨的“極權”政權和組織。

當時,很多美國精英都注意到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中蘊含著包括心理戰、政治戰在內的豐富的的總體戰戰略思維,正是據此,美國逐步發展出了自身的全頻譜總體戰大戰略。例如,在1958年,當時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顧問的基辛格博士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其中毛澤東思想進行了高度評價,并著重強調了心理戰的作用。他說,“值得注意的是,共產主義軍事思想的最完善的理論性言論不是在蘇聯的著作中,而是在中國的著作中。”基辛格稱毛澤東的軍事學說“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以及冷酷無情的結晶。”他敏銳地指出,“毛澤東的軍事學說反對那種以純軍事考慮為基礎而進行的迅速決戰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戰略思想的基礎。這種學說充滿了這樣一種主張,認為戰爭的心理等分與物質等分同樣重要;實際上決定戰爭的不是實力,而是巧妙地加以運用并置敵人于最大之不利地位的能力。”[基辛格.核武器與對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319.]基辛格于1969-1974年任尼克松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1977年任美國國務卿,在整個六七十年代對美國的軍事、政治、外交、情報工作都產生過直接的深遠影響。

當時熱衷于研究毛澤東的美國精英非常多。例如,喬治R.斯托澤中將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辦公室副主任、美國第5集團軍司令。他曾在1972年發表了《游擊戰與暴亂理論》一文,文章稱:

【毛澤東是“公認的當代最偉大的游擊戰實踐家和理論家”,“毛澤東提出并運用了一種革命戰爭的思想,這種思想將軍事、政治和心理等方面的原則和方法融為一體。”】

他認為,毛澤東研究過克勞塞維茨、馬克思、列寧、孫子(或許還有勞倫斯)等人的著作,

【“但是成功地把政治、軍事思想變為影響世界進程的哲學和學說的人卻是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將軍事和政治思想結合在一起、構成一種高明戰略的人卻是毛澤東。……毛澤東不但提出了這些思想,還豐富和發展了游擊戰術。他的戰略的正確性很快便顯示出來,全世界的革命者都研究、修改和運用他的戰略。”】

當時,另一位高度重視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是愛德華·L·卡岑巴赫二世。此人出身顯赫,其父親擔任過新澤西州的司法部長,其叔叔曾是特倫頓市長和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法官,其弟弟尼古拉斯被認為是負責謀殺肯尼迪的關鍵人物之一。尼古拉斯·B·卡岑巴赫擔任過肯尼迪時期的美國司法副部長,肯尼迪遇刺后,尼古拉斯與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等人組織了沃倫委員會,主導了肯尼迪遇刺案的整個調查。肯尼迪遇刺后,尼古拉斯被遇刺案最大獲利者約翰遜總統任命為美國司法部部長。

卡岑巴赫二世在國防部任職前是哈佛大學國防研究計劃的主任,他經常在美國培養高級軍官的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為美軍精英們講課。1955年9月他發表論文《毛澤東的革命戰略》,其中指出“在印度支那的胡志明市中,在菲律賓虎克軍團中,在馬來西亞的叛亂武裝中,毛澤東著作的簡化版就是軍事圣經。”1956年10月他又發表論文《時間、空間與意志——毛澤東的政治、軍事觀點》,他認為工業化的西方的弱點是對時間、空間與意志關注較少,而毛澤東則關注最多。毛澤東解決了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如何打敗那些工業化的國家:政治動員是贏得戰爭勝利的最根本條件,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他認為毛澤東機動靈活地組織空間從而為自己爭取了時間,而又組織時間使廣大民眾產生斗爭意志。有了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及正確運用兩者的革命意志,毛澤東可以準確地把握戰爭的節奏和最終結局。[E.L. Katzenbach, Jr.Time, Space, and Will: The Political- Military Views of Mao Tse-tung[J] .Marine Corps Gazette ,1956,(10):36-40.]

卡岑巴赫二世的文章《時間、空間與意志——毛澤東的政治、軍事觀點》發表在1956年10月份的美軍《海軍陸戰隊公報》上。一份美軍的重要刊物如此證明介紹和贊頌共產主義的領袖,是件不尋常的事。事實上,由于特種部隊之父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的關系,在當時的美國軍隊中,尤其是在海軍陸戰隊和美國特種部隊中,有大量熟悉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高級軍官。如果說朝鮮戰爭及越南戰爭激發了美國全面學習、借鑒及應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潮的話,其序幕的拉開則早在中國抗日戰爭之中。

毛澤東思想對美國軍事及外交戰略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直到今天仍然很顯著。美國陸軍上將、中情局前局長彼得雷烏斯于2007年2月至2008年9月任駐伊拉克美軍最高指揮官,2008年10月出任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統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2011年9月6日彼得雷烏斯正式就任第20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他被美國國防部長稱為“最出色的戰爭指揮官之一”。2012年他因性丑聞下臺,但在軍隊和民間仍然擁有很大的支持度。

2003年,美國打響了伊拉克戰爭。薩達姆的力量迅速土崩瓦解,而伊拉克大眾則跟美軍打起了游擊戰,使美軍的傷亡不亞于當年在阿富汗的蘇聯。有意思的是戰爭雙方都在采用毛澤東兵法。伊拉克反美武裝采用靈活的游擊戰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使美軍疲于奔命;美軍巡邏隊及運輸隊防不勝防的路邊炸彈則完全類似中國地雷戰的翻版;美軍駐軍較少的兵營以及哨所等,都頻繁遭到反美武裝分子汽車炸彈甚至毛驢車發射火箭彈的襲擊;反美武裝還學會了毛澤東“零敲牛皮糖”戰術,他們經常集中上百名武裝分子打美軍巡邏小隊的戰例,積少成多以擴大戰果,使美軍在伊拉克無法存在下去……

彼得雷烏斯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國際關系博士時的論文題目是《美國軍事與越戰教訓——對后越南時代軍事影響和軍隊部署的研究》,文章詳細研究了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教訓。有充分研究毛澤東游擊戰的基礎,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戰場上表現出色,于2007年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他主持編寫的《美軍反暴亂手冊》,包含了情報搜集、戰術策略、軍隊領導、后備物資、當地語言、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內容,為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指導。2008年6月5日,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文章稱:

【“彼得雷烏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將毛澤東的游擊戰術顛倒過來使用,毛稱成功的抵抗必須能夠激發人們的斗志,而彼得雷烏斯強調美軍應消解伊拉克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從而清除反美武裝的生存土壤。”】

實際上,無論是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戰場的軍事戰略,還是吉恩·夏普在全世界發動的顏色革命,本質上都是對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顛倒性借鑒和應用。美國情報機構已經把共產黨傳統的政治工作及發動人民群眾打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進行了真正的學習、研究、消化、吸收,并進一步進行花樣翻新的創新,并反過來用它們來對付中國。吉恩·夏普、羅伯特·赫爾維關于非暴力戰爭戰略的很多關鍵性原則,都可以在毛澤東思想中找到原始線索。比如,愛因斯坦研究所《論戰略性非暴力沖突》一書中論述“心理戰”中的宣傳工作時這樣寫道:

【“一般來說,全體人民可以作為宣傳的目標。但是,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目標受眾應當劃分為若干部份,使傳遞的信息迎合每一個不同集體。經驗和研究強烈地表明,針對比較有限的受眾的宣傳最有效。因此,希望傳遞給一個農民的信息,跟給一個學生的同一信息可能包裝得不一樣。非暴力反對派的主要宣傳目標是統治者的支柱,而對每一個團體和子團體,要分析其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民族性、期望和得到宣傳信息的途徑。”】

其實,毛澤東早在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中就指出:

【“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宣傳內容要根據紅軍政綱和針對各階級、階層不同對象的情緒去進行,宣傳的方式方法要靈活多樣。”】

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等人的許多論述都是在方法層面對毛澤東思想的借鑒和發揮。

美國壟斷財團及其情報機構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們只能也只愿意在表面形式和方法手段層面學習借鑒中國共產黨搞群眾運動、打人民戰爭的歷史經驗,從根本上看,他們自身的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其宣傳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本質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顏色革命本質上并非群眾運動和人民戰爭,也不是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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