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學慧、程恩富:以人民為中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

立場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首要問題,其實質是階級問題。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國際范圍內階級斗爭日趨激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和階級矛盾依然存在,各種思潮泛濫的情況下,立場問題尤其緊迫和重要。不是任何社會任何階級都可以做到“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基本立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其制度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人民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概念,人民內部存在多個階級階層,但是人民的主體始終是代表占絕大多數的勞動者階級,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政黨要始終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人民為中心”確立了人民在生產關系中的主體地位,是解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選擇。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堅持人民立場,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一元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階級分析法這四個基本原則和底線。

段學慧、程恩富:以人民為中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

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今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一項最緊迫的任務。習近平多次強調要“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1]要“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2]無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概念、方法和理論體系固然很重要,但是在當今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學術環境下,擺在我們面前的首先是這一學科的根本立場問題!

一、立場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首要問題,其實質是階級問題

立場是指人們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時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而持有的不同態度和觀點,通俗地講就是為誰說話、維護誰的利益的問題。在社會成員有著完全共同利益的社會,不存在立場問題。立場問題源于社會成員的階級利益不一致的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人們所處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不同,而階級正是經濟利益關系在政治上的體現。每個人的觀點都是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立場,維護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上,對同一問題會得出不同的觀點。因此,立場也叫階級立場,其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就是立場的階級性。①

政治經濟學研究材料的特殊性,使其立場問題極其敏感而尖銳。在龐大的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經濟學處于核心地位。而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科學大廈的基礎,它以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及其根本的經濟利益關系為研究對象,由此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人民性和階級性比其他任何一門學科都要顯著。正如馬克思所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3]10可見,立場問題是政治經濟學本身所固有的首要問題。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不管是否公開表明自己的人民立場和階級立場,或旗幟鮮明或故意隱瞞,立場都不會因為主觀的意愿而消失。

作為經濟學產生標志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立場問題就制約著其研究的深度。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于階級斗爭還不尖銳的工場手工業時期,這時經濟學還能進行比較“公正無私的研究”。它第一次把經濟學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第一次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較全面的分析,幾乎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各種范疇,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某種基礎。但是,古典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錯誤地看作是財富而不是生產關系,對經濟范疇的分析只注重量的方面而忽視了質的方面,因而不可能建立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更不可能發現利潤、利息、地租等范疇背后的實質——剩余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典經濟學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如馬克思對它的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幾乎接觸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只要古典政治經濟學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3]622

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伴隨工業革命的完成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英、法等國的逐步確立,“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和帶有威脅的形式”[3]17。從這時起政治經濟學由于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一方面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了;另一方面是純粹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為資本主義辯護并企圖調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矛盾的庸俗經濟學產生了。從此,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一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3]17

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依然沒有擺脫其庸俗經濟學的性質和特點。[4]它一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又掩飾其壟斷資產階級立場和為壟斷資本主義辯護的性質,并把它們的研究當作“普適性規律”到處推廣和販賣。凱恩斯本能地拋棄庸俗經濟學的階級性概念,把亞當·斯密到劍橋學派統稱為古典學派。薩繆爾森則另起爐灶,把“強調經濟中自我矯正力量”的經濟學統稱古典經濟學,而把19世紀70年代邊際效用學派開始的稱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凱恩斯“通論”為標志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把對市場運行的剖析與為資本主義辯護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呈現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經濟學。但凱恩斯也公開表明,“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本屬于我自己的那個階級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5]20世紀40年代,當薩繆爾森提出以私有制和市場調節為主體而不否定公營經濟和政府必要作用的“混合經濟”時,麻省理工學院一名保守派校友警告校長康普頓說,如果還允許薩繆爾森出書為“混合經濟”辯護的話,他作為校長的名譽將受到玷污。[6]②總體考量當代各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各種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兩大理論體系,雖然表面上代表公民、國民和人民的利益,而實質都是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根本利益的代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術地位和立場相當于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新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學術地位和立場相當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說得直率:“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察覺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7]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產生之日起就旗幟鮮明地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立場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剖,揭示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被雇傭、被剝削的根源,發現了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這一革命最徹底、最有前途的階級,賦予了無產階級解放自己并最終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由人聯合體指明了方向。所以,《資本論》一經出版,就成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一百多年過去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從未停止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斯大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探索,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長期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貢獻等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表明,不管時代怎樣變化,不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內容如何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場始終沒有變。如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此起彼伏的批判資本主義和倡導社會主義的運動,不斷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解釋力、實用建設力和強大生命力,而這種力量源自其代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其要求建立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構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最終解放全人類的利益訴求。因此,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是真正的人民經濟學。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立場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及其發展和運行規律的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處歷史時期的特殊性和內外部環境的復雜性,決定了階級矛盾依然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所以,含階級性的人民立場問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首要問題。

第一,從國際環境來看,階級斗爭始終存在。

當今世界,存在著私有制與公有制兩種不同的所有制,而且除了極少數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大多數是資本主義國家。西方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延伸到國際范圍,成為資產階級與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之間的矛盾,全球范圍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始終存在。尤其是“二戰”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在經濟領域,推行新自由主義,力圖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剝削全球化;在政治領域,推行壟斷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力圖使西方政治制度全球化;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推行西方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力圖淡化各主權國家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學術文化;在軍事領域,推行軍事霸權和軍事威脅,力圖在全球建立唯一的軍事帝國。國際范圍內的各類階級斗爭通過各種途徑對我國經濟、意識形態、文化、政治等領域產生深刻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明辨方向、堅定立場,抵御西方主流經濟學對我國的不良影響,才能擔負起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引領公正的經濟全球化的重任。

第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和階級矛盾依然存在。

由鄧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黨的十三大也強調:“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長期存在,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 [8]182江澤民在慶祝建黨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長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9] 2001年4月2日,江澤民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在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圍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不僅現在仍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有時還會很尖銳。”同時,他還告誡說:“我們不會再重犯過去那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但對現實中存在的一定范圍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也就是新形勢下的對敵斗爭,全黨同志絕不能掉以輕心。”[10]黨十八大再次強調:“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2014年2月,習近平在《二月講話》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11]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于階級斗爭有可能激化、階級立場和階級分析的原則,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立場的闡述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在經濟領域,少數中外私有企業的投資人或代理人違法地延長勞動時間、克扣工人收入、惡化勞動條件、提高勞動強度等,便包含著階級斗爭的內容。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論著中透徹地揭示了這些經濟上階級斗爭的客觀表現,不會因為執政黨性質的變化而發生根本變化,但解決的途徑和方法不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事先事中事后積極主動地用法律法規和經濟手段來圓滿解決。作為整體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具有擁護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產生影響甚至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消極作用。因此,目前民族資產階級整體不是階級敵人和階級斗爭的對象,而是統一戰線和團結聯合的主要對象。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只能有效反制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工人階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動發起的階級斗爭,因而客觀上形成了階級斗爭的雙方,但中央文件提到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并不代表我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無視或回避這些現象背后的階級矛盾,就會喪失科學性。”[12]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學術環境日益復雜。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入,不斷有輿論淡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民性和階級性,宣揚經濟學是無國界的、無階級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學科,經濟學研究要提供超階級、超國家的一般經濟理論,甚至打著“創新”的旗號,要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綜合”到西方經濟學那里去,或者認為西方經濟學就是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只是批判的經濟學。其實質都是主張用西方經濟學范式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于是,西方經濟學話語體系、課程和師資隊伍逐步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課程和師資隊伍,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嚴重邊緣化,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視為沒有前途。在這種氛圍下,能不能堅定不移地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和科研,敢不敢理直氣壯的發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聲音,是考驗一個學者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關鍵。

在當前國際國內矛盾錯綜復雜的情況下,出現了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折衷馬克思主義思潮、新左派思潮、復古主義思潮、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潮和創新馬克思七大思潮。[13]③如何辨別這些思潮,從而堅持和創新馬克思主義,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將是對學者的巨大考驗。然而,就在各種思潮涌動、爭論激烈的時候,有的學者打著“純學術”的旗號,標榜“價值中立”和“學術中立”,借以躲避自己的學術立場和價值判斷。④豈不知,馬克思早就說過,“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都是“一定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3]10可見,所謂“價值中立”“學術中立”,只不過是不敢旗幟鮮明地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立場上理直氣壯地與各種錯誤思潮做斗爭,缺乏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罷了。更有甚者,有輿論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們充當“外國大商行的小販”⑤,販賣西方新自由主義,為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鳴鑼開道;鼓吹“人為財生、鳥為食亡”的自私自利的人性論,宣揚建立在“自私經濟人假設”基礎上“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唯物史觀,鼓吹唯心史觀,亂用自然科學原理來否定勞動價值論⑥,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中的主體作用;鼓吹“唯生產力論”,認為公有制主體地位無關緊要,割裂公有制主體地位與共同富裕和共同享受的關系;打著市場化改革的旗號行私有化或民營化之實,斷章取義地曲解黨的方針政策,只強調“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而不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⑦只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甚至“市場的無限作用”,而不強調“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企圖使“政府角色最小化”,為自由主義掃清障礙;主張公共資源私有化和中外私人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攻擊國有企業低效率,以達到肢解國有企業、降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目的;他們無視廣大勞動群眾的合法權益,反對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法、勞動合同法和法定勞動時間;等等。凡此種種,說明政治經濟學立場問題之嚴重、之緊迫!正如中國社科院王偉光院長所說“今天,我們的經濟學家,首先要解決的是到底站在誰的立場上為誰說話的問題。”[14]

第四,立場問題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前提和關鍵。

立場決定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價值取向。如果立場出現問題,理論體系會就出現問題。在階級社會里,沒有超階級的“為一切人”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觀點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立場不同。

西方經濟學把經濟增長作為研究目的,實質上是研究資產階級財富的增長。它是以抽象的人性論和“經濟人”假設為其方法論基礎,“以資本(或資本家)為中心”構建起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從斯密開始就把“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作為研究目的,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終結者西斯蒙第就批判地認為,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不管應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增加物質財富,但是這種學說會使富者更富,使窮者更加貧困、更加處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剝削得一干二凈。他反問:“英國所積累的如此巨大的財富究竟帶來什么結果呢?除了給各個階級帶來憂慮、困苦和完全破產的危險以外,另外還有什么呢?”[15]可惜,古典經濟學的財富論后來被進一步庸俗化,使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完全演化為以GDP為目標的經濟增長。“二戰”以來,哈羅德-多馬的經濟增長模型、以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庫茲涅茨的國民生產總值核算體系,無不把經濟增長歸于GDP的增長。而以劉易斯、舒爾茨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為落后國家經濟發展所傾心打造的理論,不過是用西方模式來改造發展中國家。“唯GDP論”正是西方經濟學“以資本為中心”的理論邏輯在中國應用的結果。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把人當作資本,就是要把人打造成資本賺錢的工具。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以“資本家剩余的增加”為目的,且看他的論述:“如果在不變的實際工資水平上可以用得到無限的勞動力,資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國民收入中每年投資的比率也在提高。”[16]可見,以經濟增長(資本家財富增長)為研究目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由它的資產階級立場所決定的。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立場上,為了改變人剝削人的制度,為了尋求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解放,才去深入研究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及其實質。他們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歷史的人,通過對處在一定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中的人的研究,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從而發現了唯物史觀,并一經發現就應用于經濟學研究,創立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剩余價值論為核心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體系,并宣稱他們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⑧。實現人類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立場、觀點、方法和價值取向的無產階級本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規律性總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向社會主義中級和高級階段的過渡階段和打基礎的階段,新舊生產方式并存,各種思潮激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否指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順利過渡,關鍵在于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如果立場不堅定,就有可能被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所綁架,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不辱使命,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實踐中,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根本立場的內涵和意義

第一,“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剝削階級不可能做到“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世界觀,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性和黨性的高度統一。

中國古代就有“人本”或“民本”思想,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西歐封建社會也有“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古代這些樸素的人的主體性、人民主體性的觀念和思想,體現了古代先進思想家和開明君主對人在萬物之間的地位及對實現社會長治久安作用的認識。然而,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少數剝削階級占有生產資料,而絕大多數的勞動者不占有生產資料。因而古代統治者眼里的“人本”“民本”并不是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立場,而是統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統治的手段和工具。他們往往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才重視和顧及百姓的作用和利益。

近代以來,資產階級在反封建的過程中把“人本”思想發揚光大,創立了系統的“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思想。資產階級的“人本主義”在反對封建專制和人身依附關系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內涵和外延均具有模糊性。這里的“人”,是一個不確定的對象。既可以是抽象的人,也可以是具體的人;既可以是個體的人,也可以是某一階級或群體的人甚至整個人類;既可以是統治階級,也可以是被統治階級。所以,資產階級人本主義貌似以所有人為本,其實是“以資產階級為本”。其所宣揚的自由、平等、人權不過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自由、平等、人權,是資產階級的特權而已。所謂平等,在經濟上不過是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的資本家經濟權利的平等,在政治上則是金錢政治和寡頭政治意義上的平等。至于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只不過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哪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平等之說!所以,“人本主義”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唯心主義的理論缺陷,決定了它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虛偽性。

可見,建立在私有制主體上的剝削階級社會,是不可能做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毛澤東就說過,“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我們不同,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的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使人民團結起來。”[17]57-58

因此,只有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以人民為中心”,這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范圍內,生產資料不再歸少數人所有,而是全體人民共同所有或部分勞動人民共同所有,從而奠定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的物質基礎。“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具體承擔者。“以人民為中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它比“以人為本”更準確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科學性和完整性。[18]

早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提出“為人民服務”。黨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而確立下來。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堅持執政為民、緊緊依靠人民、切實造福人民。”[19]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以人民為中心”,明確指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0]“以人民為中心”表明了無產階級政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價值取向和鮮明立場,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性和黨性的高度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特征。

第二,人民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容。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賦予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使命。

馬克思在分析1851年德國的階級狀況時說:“在德國,作為一切政治組織基礎的人民,其各個階級的構成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為復雜。”[21]353當時德國處在推翻大地主、大封建主統治的民主革命時期,德國人民的階級狀況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依靠雇傭農業工人,團結包括大資本家、小資本家、富裕農民、小自由農、佃農在內的廣大人民。而此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已經推翻了封建制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已經尖銳化,人民的范疇中就不再包括大資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階級。⑨列寧在分析俄國革命時也同樣對人民的概念作了歷史的分析: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起初同資產階級、全體農民(包括富裕農民)一起,反對君主制,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但革命不能停留在這個階段,當俄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俄國飽受帝國主義戰爭摧殘,勞動者飽受被剝削的痛苦時,革命就要向前推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同貧苦農民一起,同半無產階級一起,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包括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⑩[22]302-304

在我國,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解放全中國,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在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與國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相適應,“人民”的范圍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經濟基本上完全被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所取代,民族資產階級被改造后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已不存在,小資產階級絕大部分走上合作化道路或變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農民階級通過合作化運動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時期人民的構成相對簡單,主要包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

正是基于對馬克思唯物史觀關于“人民”內涵的深刻理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首先對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了清醒的認識: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總體不高,生產力發展不平衡,還存在著舊的分工以及由此產生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重要差別,生產關系還很不成熟。這說明可以建立與生產力不發達不平衡相適應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所有制結構,以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路線的確立,人民的范圍不僅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還包括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等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以及海內外所有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和祖國統一的愛國者。

可見,人民作為具體的歷史的范疇,其決定因素是所有制結構,其具體內容服從于各個歷史時期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是順應歷史潮流,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以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使命的必然選擇。

第三,人民內部存在多個階級階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此基礎上協調好人民內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

人民不僅是一個歷史范疇,而且人民內部也是劃分為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從以往的歷史來看,尤其是在革命時期或過渡時期,人民的構成比較復雜,除了廣大勞動者階級以外,還包括小部分剝削階級,但歸根到底,人民的主體始終是代表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者。因此,以人民為中心,并不是在人民的構成中不分主次,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政黨不能代表剝削階級的根本利益,而是要始終把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協調勞資關系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照顧一部分剝削階級的正當利益,目的是為了團結他們為革命和建設做貢獻,但不能無條件地、無限制地支持剝削階級,更不能為了遷就或成全小部分剝削階級的利益而損害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12]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的范圍比較廣,構成相對復雜,除了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以外,還包括小部分剝削階級(私營企業主),使人民內部存在著不同利益、不同訴求、不同價值觀等的分化和矛盾,也使得“以人民為中心”在理論和實踐中變得較為復雜,不過人民的主體依然是廣大勞動階級和勞動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始終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此基礎上協調好人民內部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各種狹隘利益集團對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損害。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以人民為中心”確立了人民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主體地位。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就在于生產關系是人們各種社會關系中最深層次的關系。恩格斯把政治經濟學分為廣義和狹義,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23]153“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23]153根據恩格斯的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其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關系及其演變規律。

在生產關系結構中,居于統治地位的、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經濟制度或社會經濟形態的性質;在具體的生產關系中,誰占有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所有權、支配權,誰就具有統治的、支配的地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定了廣大勞動人民在生產資料占有中的主體地位及其對生產資料所享有的終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障了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為實現人民民主專政奠定了經濟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就是要研究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問題,以及市場經濟改革中如何把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以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廣大勞動人民在生產關系中的主體地位。不僅要研究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內部的生產關系及其運行規律,而且要研究非公經濟中的生產關系運行規律,還要研究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和各階級、階層之間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下,我國不僅需要從微觀角度分析現實工資制度的合理性與否,也要從宏觀角度重視對貧富差距問題的研究。當前我國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實質上是對社會主義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進一步肯定,可以被看作對社會主義“需要價值”分配的一種探索。[24]只有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實踐,才能揭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新范疇和新規律,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世界被壓迫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提供豐富的理論和經驗。

四、“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的幾個學術原則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根本立場,不僅要有人民的感情,而且要有學術素養,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緊密聯系的,立場決定觀點和方法,觀點和方法不正確,也會滑向錯誤的立場。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的工人運動史上,就出現過從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出發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主觀上是站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邊的,但其理論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因此,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過程中,要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就必須堅持以下幾個學術原則和底線:

第一,必須堅持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總觀點和總方法。恩格斯說,馬克思的經濟學在“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21]597正是有了唯物史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才有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才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從而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觀點和方法論上的根本區別。西方經濟學以唯心主義的“經濟人”假設為方法論前提,只是從物質和技術方面、從具體的形式和現象層次來研究經濟活動。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從“社會生產關系中的人”出發,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研究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有掌握了唯物史觀這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才能深刻認識西方經濟學的資產階級立場本質及其建立在唯心史觀基礎上的理論體系的系統性錯誤。

“以人民為中心”是唯物史觀的應有之義。實踐的觀點和群眾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社會實踐的主體是人民群眾,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實踐活動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要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堅持實踐的觀點,就是要尊重群眾的偉大實踐。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唯心史觀時就說過,在蒲魯東那里“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里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要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25]51馬、恩之所以創立了無產階級經濟學說,就在于他們在不斷參加和指導工人運動中,及時總結實踐經驗,逐漸完善自己的理論,使之成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一百多年過去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和實踐的檢驗,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要擯棄本本主義的生搬硬套,力戒以高深理論自居而輕視勞動群眾的創造力,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要勇于實踐,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善于提煉和總結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成果;要揭示新特點、新范疇、新話語、新規律,把群眾的偉大實踐上升為系統化、理論化的經濟學說。只有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和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中,才能獲取營養、激發靈感,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第二,必須堅持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一元論。

是否堅持馬克思的活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標志,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人民立場和群眾觀點是相統一的。勞動是勞動群眾的勞動,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是價值創造的主體。在不勞動的階級占有勞動階級的剩余勞動的事實面前,馬克思就是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極少數剝削者一邊,才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正如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提出了勞動價值論,但當他們遇到“資本與勞動相交換”這個現實問題時,斯密為了證明資本與勞動是等價交換,從而陷入了商品的價值既由勞動量決定、也由交換中能購買到的勞動量決定的“二元價值論”,而李嘉圖則陷入了勞動價值論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中,這正是其“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所不能突破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供求價值論”等完全拋棄了勞動價值論,用主觀心理分析代替對社會生產過程的客觀分析而陷入庸俗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有堅持勞動價值論,才能“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26]才能“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崇尚勞動,造福勞動者。”[27]只有堅持勞動價值論,才能避免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的虛擬化給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損害。11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對消費率的正效應大于對投資率的負效應,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會導致總需求減少,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平穩發展。[28]只有堅持勞動價值論,才能既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方式的多樣性,又能區分價值創造的不同屬性和歸屬,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第三,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是否堅持公有制,是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鄧小平說過“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29]111可是,在有些人眼里,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就可以,公有制無關緊要;還有人認為實行公有制是服務于意識形態的需要,沒有實際意義;也有些人則聲稱生產資料主體結構不是衡量社會性質的標準,主張在私有制主體的基礎上實現所謂社會主義。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澄清這些理論上的混亂。

公有制是適合現代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手段。公有制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手段。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一不治之癥,是對生產力的極大破壞。生產資料公有制極大地釋放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為國家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和調控國民經濟從而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奠定了基礎,從而在更高水平上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公有制是治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獨步單方”,公有制主體代替私有制主體是解放生產力的根本手段。

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共同幸福的前提和保障。僅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保證共同富裕。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水平高于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與私有制相對應的按要素分配導致兩極分化嚴重。在我國,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需要明確其本質含義,即使處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關系中的勞動者占勞動者總人數的多數。要清醒地看到,處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和斗爭,[30]而不能籠統和無區分地談共同發展和搞混合模式。只有在公有制條件下,勞動才能成為唯一的分配依據,剩余歸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共同占有,才能消除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公平所導致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逐步實現人民共同的富裕、享受和幸福。

第四,必須堅持階級分析法。

階級首先是一個以經濟關系為紐帶的經濟范疇,并決定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涵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決定了什么階級在社會再生產運動中起主導和支配作用,以及不同所有制主體之間的階級利益關系。階級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的延伸,是階級社會的顯微鏡和解剖刀。掌握了階級分析法,就掌握了理清階級社會各種關系的要領。馬克思正是運用階級分析法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對立的根源,得出了“兩個必然”的結論。毛澤東正是把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審時度勢,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取得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勝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已不同于剝削階級社會,不再是階級對抗的社會,但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階級分析法仍然是分析當前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是否堅持階級分析法,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從實際出發,不能對業已存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熟視無睹,更不能回避和掩蓋。當前,階級矛盾分為對抗性階級矛盾和非對抗性階級矛盾。對抗性階級矛盾主要是指國內外妄圖顛覆社會主義和破壞祖國統一的敵對分子與廣大人民的矛盾,這一矛盾具有對抗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痼疾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分析,讓國內外廣大人民透過資本主義的表面繁榮來看清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給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指明方向,并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就國內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過去一度被消滅的資產階級重新出現,分配嚴重不公,財富懸殊加劇,階級分化明顯成為無法回避的事實。”[31]勞資矛盾、貧富分化等反映的正是少數新興剝削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矛盾,這一矛盾雖然屬于非對抗性的矛盾,但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如果任其存在和發展,不僅會損害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也會有激化的可能。毛澤東在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警示我們:“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32]37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運用階級分析法,來分析這些問題的成因。比如貧富分化、消費不足等,都可以通過階級表象找到其所有制根源,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看不到其深層次的所有制原因,單純主張通過社會保障等一些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改良措施來解決。這種脫離所有制和階級利益分析法的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目前,有人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法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制造階級斗爭,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是無知,就是有意混淆視聽。如果我們長期忽視了客觀存在的階級和階級矛盾,忽視了階級分析法,便容易導致一些矛盾不斷積累甚至激化,妨礙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注釋:

①立場問題是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共性問題。不管是哲學、法學、經濟學還是歷史、文學、藝術,盡管它們表達立場的方式方法不同,但無不表現出或強或弱、或隱或現的階級性。就拿看似以愉悅身心為特征的文學、藝術來說,其階級性不容易被察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強調文藝要為人民服務,足見階級性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性。

② 這種指責正是源于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特征。在南斯拉夫和中國經濟改革以前,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家、政治家,大都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因而強調所謂“中間道路”(實質是中右資本主義道路)的薩繆爾森便會受到右翼勢力的指責。

③這些思潮均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場、思想觀點和社會主張,相互之間的爭論也日趨激烈。其中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折衷馬克思主義思潮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而創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提出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思路;其他幾種思潮雖然有一定缺陷,但是他們都贊成共產主義理想,有可取之處。(參見程恩富、侯為民:《當前中國七大社會思潮評析——重點闡明創新馬克思主義觀點》,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④學術研究中的價值中立,本意是不要帶有偏見和主觀臆斷性從事學術研究,而目前往往被解釋為超人民性和超階級性

⑤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諷刺德國的經濟學家沒有獨創的經濟學,卻盲從和模仿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學。(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頁。)

⑥見丁堡駿:《究竟是發展,還是背離和庸俗化了馬克思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評何祚庥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 》,政治經濟學評論,2014年第2期。

⑦ 黨的十六大報告在黨的文獻中第一次提出,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要繼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⑧ 出自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那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222頁。)

⑨根據馬克思《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第353-359頁內容進行的概括總結。(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⑩根據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文第302-304頁內容進行的總結和概括。(見《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

11 經濟的虛擬化會導致實體經濟的空心化,損害勞動者就業。虛擬經濟實質上是資本大鱷操縱資本市場掠奪勞動人民財富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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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段學慧(1967-)陜西三原人,淮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

【察網www.demqql.live摘自《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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