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跳出“‘法律黨’越旺,社會越衰”的怪圈

要讓律師服務不收費,律師就必須“自帶飯票”。但把律師全變成公有制編制下的公務員并不現實。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從退休的工農兵、干部、工程技術人員中培養律師——60歲退休,學個3到5年,干個10年15年。有退休金保底,再加一點崗位津貼,生活當無問題。從每年退休的幾百萬人里選拔幾千人學律師當無問題。開辟人生第二春,有幾人不愿意?這樣才能切斷律師與金錢的魔鬼關系。使律師真正不把法律當商品,一心一意秉公為法,免除圖財枉法之嫌。

黎陽:跳出“‘法律黨’越旺,社會越衰”的怪圈

一.“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二.如果“法律黨”得逞……

三.出路何在?

所謂“法律黨”,就是那些敵視社會主義法治,照搬“普世價值”和西方法治的無良律師和所謂法學家。不遏制這股勢力的惡性膨脹,就不能沿著正確方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一.“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急診醫生搶救活了心臟病突發患者,卻因搶救匆忙剪壞患者衣物被告,遭索賠千元。

——某11歲小孩偷了共享單車,騎上大街發生交通意外身亡,孩子父母將共享單車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賠精神損害賠償金以及死亡賠償金760多萬元,理由是車鎖太容易被打開才導致孩子偷車得逞,造成安全事故。

——某成年男子在KTV酒后強奸女子,女子受傷流血之后仍不停止,激起公憤遭毆打。此人不服氣追到二樓怒踹房門想報復,結果門沒踹開自己被反彈回來掉樓下摔死。此人父母妻女將制止他強奸的人告上法院,索賠130萬元。法院一審判決見義勇為者不屬于“正當防衛”,要承擔30%的責任,賠償強奸犯家屬近40萬元。

——某中國留學生車禍受傷感染得了敗血癥,要求醫生給自己使用抗菌素,遭到拒絕,因為當地法律嚴格限制使用抗菌素,最終不治。當事醫生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一切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

——拉斯維加斯槍擊案死傷好幾百人,但賣槍給兇手的槍店不必負任何責任,因為槍店完全遵循了有關賣槍的一切法定手續。

——美國民間出售自動步槍非法,但花40美元就可以合法買到能把非自動步槍改造為自動步槍的零件。美國法律雖然禁止直接銷售自動步槍,實際上并不禁止民間擁有自動步槍。也就是說,法律不管是否擁有自動步槍這個結果,只管獲得自動步槍的方式。

在老百姓看來,上述種種簡直豈有此理?——只認法律條文,不顧實際后果,凡法律規定的程序,只要照著辦,不管后果如何,即使死了人也沒有任何責任;反之,不管后果如何,即使解決了問題、治好病、拯救了命,也會吃官司被告上法庭遭到懲罰。“合法就不合理,合理就不合法”,結論:法律有問題。

在“法律黨”看來,上述種種才真正體現了法治精神——不管出現什么情況都完完全全按照法律條文辦事,一絲不茍分毫不差。結論:一切問題都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純粹是一群不懂法治的法盲大驚小怪小題大做無理取鬧。

這兩種對立的看法的本質在于:法律條文與實際效果孰輕孰重?換句話說,是要“程序正義”還是要“實質正義”?

“法律黨”的切身利益在程序不在正義,在法律本身而不在法律的實際效果——客戶需要結果,律師需要程序。客戶的利益在結果,律師的利益在程序——程序本身就是律師要的結果。只要走訴訟程序,不管結果如何律師已經贏了——只有收益,沒有損失,沒必要在乎結果。對“法律黨”來說,只要走咬文嚼字摳法律條文這條道(即走程序)就有生意,就有飯吃,就是成功。法律(即程序)就是一切,后果無關緊要。不管實際后果如何都不能危及程序。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法律黨”不能允許用實際后果檢驗程序,而要堅持“程序正義”高于一切——法律是目的,法律高于一切,法律就是一切,一切為法律,有了法律就有了一切,就保證了一切,不是法律圍著社會根本利益轉,而是社會根本利益圍著法律轉,為法律而法律。法律正義就是實質正義,不正義也要說成正義;只要原原本本絲毫不走樣地照法律條文辦事,一切問題就必然迎刃而解,解決不了也不要緊;結果不重要,司法程序正義才重要;后果不要緊,一切符合法律條文才要緊——治不好病治死了人不要緊,治病過程完全符合相關法律的規定才要緊;殺人犯買到槍行兇不要緊,賣槍過程一切符合法律規定的手續才要緊;見死不救死了人不要緊,見義勇為傷害了兇犯的人權才要緊……

“存在決定意識”。只要靠程序吃飯,就必定主張“程序正義”,必定宣稱只要“程序正義,實質就自然正義”、“程序正義就是實質正義”;必定堅決主張程序正義不正義,社會實踐結果說了不算,老百姓說了不算,只有自己這些專門玩程序的說了才算,也只有自己一伙的才有資格玩程序。孔子吹鼓手出身,所以主張禮教:禮教了,吹鼓手才有生意。既然靠禮教吃飯,所以堅決主張禮教程序高于一切——“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絕不允許禮教程序正義與否不由儒家說了算而由客觀實踐結果和老百姓來判斷——“禮不下庶人”。巫婆神漢等靠跳大神吃飯,所以主張信神信鬼:迷信了,跳大神才有生意。既然靠迷信吃飯,所以堅決主張迷信程序高于一切,只要認認真真裝神弄鬼就能無往而不勝——“誠則靈”,而絕不允許“跳大神管用不管用”不由跳大神的說了算,而要由客觀實踐結果和老百姓來判斷。“法律黨”也不例外——靠法律程序吃飯,所以主張“法律萬能”:“法律萬能”了,“法律黨”才有生意。既然靠法律程序吃飯,所以堅決主張“法律高于一切”——“程序正義”就是“實質正義”,而絕不允許“程序正義不正義”不由“法律黨”說了算而由客觀實踐結果和老百姓來判斷。

二.如果“法律黨”得逞……

如果“法律黨”得逞,能夠支配一切,結果將會如何?

1.“法律黨”專政

(1)“法律黨”將按“模范黨員律師”陳某某之類的“頂層設計”,建立起一個獨霸一切的“法律黨”極權專政。且看他們的夫子自道:“法院與法律人應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依法治國的要害,就是法指揮槍”,“依法治國,首先是法律人治國。這個不需要任何的謙虛”,“法政官僚治國就是現在,正在開始。這樣說,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謙虛?沒有什么好謙虛的。因為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必然規律”,“懂法律者,將來肯定會進入中國的政治舞臺,這些人會理性地管理國家”,“律師是在野法曹,律師是不在體制內的社會管理參與者”,“律師就是守護法律尊嚴的人間活佛。律師兩個字的漢譯,最早就是在佛經里出現的”,“未來十年中國律師參政將勢不可擋”,“憲政的實質是解決權力配置問題”,“陳某某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商業律師,而是把自己定位于政治律師”,“‘身在草野,心在漢闕’。陳自稱‘心憂天下,心憂政權,開明政權怎么建設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肯定是會有大量的具有社會科學背景的,法治意識背景的人上去,占據我們國家的重要崗位”……

(2)“法律黨”將成為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貴族:按陳某某的“頂層設計”,“任何國家不容許有法外特權”,但“法律黨”例外:“一個國家應當盡量減少用刑法手段對付律師”,“在行業處分、行政處罰、刑事追究三種措施上,盡量用行業懲戒的方式管理律師,用紀律、行政措施約束律師,盡量不用公安、國保、安全上門查處律師執業中的問題”——如果“刑法手段”是可以想減少就減少的,那就是說,是可以因人而異隨心所欲想用就用想不用就不用的,也就是說是可有可無的。對其他人“不容許有法外特權”,對律師卻可以“盡量減少刑法手段”,那不是律師有“治外法權”又是什么?

按賀衛方的“頂層設計”,“法律黨”將是天不收地不管,誰也不能碰的“齊天大圣”:

——“黨”不能管——“司法獨立”;

——“政”不能管——“律師的執業目標是對公權力進行制約和抗衡”;

——人大不能管:“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

——最高法院不能管:“我們必須要考慮到一個國家最高法院的職能,它不可以輕易的去處理大量的事實問題,應該把事實問題放到下級法院判斷”;

——司法部不能管:“手卻伸得老長,去對全國的律師說三道四,這豈非咄咄怪事”;

——政法委不能管:“你律協會長進政法委,政治地位固然提高了,但是你自己卻沒了”、“清清白白的律協去那個地方干什么?”

——警察不能管:“沒有律師,刑事程序是不可以啟動的”,“全世界講法制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敢叫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向警察頭子匯報工作,怎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軍”不能管——“軍隊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越高的國家越野蠻,越低的國家越文明。”“律師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蠻”;

——“民”不能管——“一國文化傳統往往會要左右民意對律師的想象,制約律師的行為……我們要努力讓老百姓理解,但是理解不完全是遷就,而是主動的反向去塑造有利于我們律師執業……的輿論環境”

——“法律黨”可以“屁股上掛鏡子——只照別人”——“不是說要相信我們是公正的,相信我們在道德上是完美無缺的,我們是大公無私的等等,完全不是的”,“我們甚至要學會容忍一些律師看起來不大好的習慣”,“如果律師說我要實事求是,這個實事求是是做不了的”,“讓律師承載過多的社會道德和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是不可以的”……

——“法律黨”可以不負責任,不受懲罰——“沒有一個人可以保證所有的司法決策都是正確的,更不能保證有錯必究,發現錯誤都要糾正,這是沒有辦法實現的目標”,“已經發生效力的判決絕不應當變”,“即便司法判決有一些錯誤,但是我們不能去糾正它”,“法官一定要把獨立性放在首位”,“司法人員甚至可以不遵守社會共同認可的倫理規范”,“我們哪怕犧牲掉個別的正義,我們也要維護整體的法治”……

——“法律黨”絕不受老百姓的監督——“真正能夠對人民的權利進行保障的司法制度,往往看起來是老百姓看不懂的那種類型”,“最重要的力量恰好是法院所形成的那套老百姓都看不懂的專業化的法律知識和法律程序”……

總之,“法律黨”將成為高高在上的特權貴族——“法律精神,本質上是一種精英思維,即法律資源掌握在少數精英手中”。“我爸是律師”將比“我爸是李剛”更神氣活現——難怪陳某某宣布“我不建議普通人家的孩子學法律”。

2.舉國法律恐怖,人們要么成為“法律黨”的提線木偶,要么成為“待罪人”

“米蘭達法則”說:“你有權保持沉默,你說的任何話都能夠而且必將成為法庭上指控你的不利證據。”(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注意:“你說的任何話”——沒有任何限制。不管你說什么,“法律黨”都有本事把它變成“能夠而且必將成為法庭上指控你的不利證據”——別以為這僅僅適用于罪犯,別以為這僅僅適用于法庭。“法律黨”從來也沒保證過人家這套本事只用在罪犯身上,只用在法庭抗辯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法律黨”有權,不管任何事任何人,只有想不到的罪,沒有加不上的罪。正因為有這個底氣,所以“法律黨”敢把這些放進“米蘭達法則”公開宣布出來。

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影視作品中,動不動就可以見到這樣的場景:“一切由我的律師回答”,“有話跟我的律師去說”,“一切由我的律師安排”,“我的律師會來找你”,“沒見到我的律師之前我不會回答任何問題”……

這一事實證明了兩條:

第一,人們普遍承認“法律黨”有本事把自己任何場合說的任何話都變成法庭上的不利證據。

第二,“法律黨”面前要想生存,就只能以毒攻毒,以魔鬼對付魔鬼,以“法律黨”對付“法律黨”,以律師對付律師。

這一狀況又造成了另外兩條:

第一,包得起律師的,實際成了提線木偶——沒有律師就不知道說什么做什么,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由不得自己而要聽律師的,自己不再是自己,完全任律師擺布,沒有律師一句話都不能說,那不是提線木偶又是什么?除非財力無比雄厚勢力極其巨大能包得起更厲害的律師,否則自己的一切實際都掌握在律師手里,萬一翻臉,畢生積蓄到頭來歸了誰都難說。

(“公知”整天渲染“無產階級專政”如何如何恐怖,卻絕不告訴中國老百姓“法律黨專政”才真正恐怖——不管有罪無罪,上了法庭你就不是你,自己的一切自己都不能說,一切得讓律師來,一個大活人完全成了行尸走肉。法庭之上如此,法庭之外也差不了多少——你的律師從一開始就會警告你:不管在家在外,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能被對方律師雇傭的私人偵探監視記錄,人家甚至可能“合法”監聽你的電話,監視你的通信,挖掘你的各種隱私,把一切都變成對你不利的證據。因此你必須謹言慎行。如果做不到,你的律師有權隨時撤銷雇傭協議。因此你必須時時刻刻戰戰兢兢,“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不可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走一步路”。而“公知”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的“群眾專政”能讓人如此自覺自愿“自我專政”還倒貼錢嗎?由此可知什么才是真正的專政,真正的恐怖。)

第二,包不起律師的,實際都是待罪之人——雖然“公知”說窮人是“待富人”,但在“法律黨”面前,窮人(不,還包括雖不算窮但包養不起律師的)實際上個個都是“待罪人”——既然“你說的任何話都能夠而且必將成為法庭上指控你的不利證據”,那“法律黨”要想給你安個罪名還不輕而易舉?只要指控,一上法庭,自己的事自己不能說,一切都得律師說。沒錢請律師,就得任憑法庭指定。陳某某不是說嗎?“大所好律師能收高價,是其質量水平具備不可替代性,物有所值”。既然一分錢一分貨,高價律師“質量水平具備不可替代性”,那而法庭指定的免費律師的水平與服務可想而知,有也等于沒有。既然如此,那窮人上了法庭就只能等于肉上了案板,“法律黨”想怎么切就怎么切。——陳某某整天叫嚷只要“法律人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能徹底解決“仇富”、“富人有原罪”、“民營企業家不是進監獄,就是走在進監獄的路上”之類的恐怖,卻絕不會告訴人們“法律人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真正前景是“窮人個個有原罪”,“窮人不是進監獄,就是走在進監獄的路上”——美國“法律黨”大權在握,美國監獄人滿為患,貧民區幾乎個個是“待罪人”。如果不是“法律黨”嫌沒油水懶得去較真,全得進監獄。中國“法律黨”雖然尚未大權在握,卻不甘落后,已經未雨綢繆大肆宣揚“窮人有原罪”。——陳某某就當仁不讓一馬當先:“牛郎織女、天仙配、追魚、田螺姑娘等好多美麗的民間傳說,是窮光蛋做白日夢,浸透了不思自強、怨天尤人、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的流氓無產者的愚昧毒素”;“窮并非天然有理,并不光榮”;“你這類就是通常說的腦子積水的流氓無產者。當可以搶劫時拿起梭標就會上”,“暴力革命下的殺人瓜分重新分配,是用犯罪對付犯罪,國家永無寧日”;“窮屌絲滾刀肉就是這樣素質。他總是眼絲血紅地盯著富人。得不到,罵死你”,“在流氓無產者的眼里,所有比他富的人都是罪惡的,都應無償瓜分搶劫掉。合法財富在他眼里都是非法的”、“流氓無產者意識,是需要高度警惕的。這種意識發酵,潛移默化,就會形成對社會成功人士的莫名仇恨如妒忌,形成圍剿意識,影響官方治理政策和立法,社會就會陷入倒退和落后愚昧”,“搶劫理論已經深入人心”……

基督教說,上帝面前人人都有原罪;“法律黨”說,“法律黨”面前人人都有原罪。——陳某某動不動就說,你也可能有需要律師的時候。這說穿了就是“民主了爆你菊花”的文明版:“法治了你就有罪,有罪你就得求律師”——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沒有也有;說你沒罪,你就沒罪,有也沒有。一切“法律黨”說了算。

(不要以為“法律黨”目前在中國做不到這些就永遠做不到這些——人家一再宣布這是“法律黨”的奮斗目標,只要羽翼豐滿大權在握,過去做不到,今后能做到。那時窮人就不僅僅是“待罪人”的問題,而將是“待死人”的問題——君不見“民主小販”楊恒均剛剛宣布乎?“民主制度不可能也不是用來杜絕國民的兇殺、恐襲搶劫、強奸等犯罪的,而且有些法治不利的情況下,這些犯罪可能更猖獗。民主制度是用來限制、杜絕執掌公權力的人去公然謀殺、搶劫與強奸的!”——原來“公知”的“民主”只管政府殺人,不管罪犯殺人;只要政府不殺人,罪犯殺人沒關系,“更猖獗”都沒事。但對受害者來說,死于罪犯與死于政府有多大區別?“死于政府”不可容忍,“死于罪犯”難道就可容忍?“公知”居然硬能說得有天壤之別。這還不算,真正的要害在于:“國民的兇殺、恐襲搶劫、強奸等犯罪”實際能傷害到的多為窮人,有錢有勢有保鏢的輕易傷得著嗎?既然“民主制度”只管公權力傷人,不管罪犯傷人,甚至允許“這些犯罪可能更猖獗”,那實際的真正含義就是只確保富人免遭傷害,窮人被罪犯傷害活該。這豈不等效于把窮人都定為“待死人”?)

3.把非對抗性矛盾變成對抗性矛盾

司法體系是國家暴力機器的一部分。司法判決的本質是用暴力解決矛盾——用硬暴力為后盾的軟暴力強制解決矛盾,用一種暴力取代另一種暴力。用官方暴力取代民間暴力,暴力解決矛盾的本質沒變。

暴力不具備解決非對抗性矛盾的功能——暴力只能解決對抗性矛盾,不能解決非對抗性矛盾。只要沾了暴力,非對抗性矛盾就要變成對抗性矛盾。

社會矛盾多為人民內部矛盾。許多矛盾本來是非對抗性的,但一旦利用司法暴力解決,那就必定變成對抗性矛盾,再無調和轉圜余地——只要鬧上法庭,夫妻還能繼續做夫妻嗎?朋友還能繼續當朋友嗎?商業伙伴還能繼續合作嗎?“對抗性矛盾”并不一定意味著“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有形硬暴力。怨恨、厭惡、破裂、抵制、孤立、伺機合法報復等等同樣是對抗性矛盾的表現方式。

毛澤東主張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盡量避免把非對抗性矛盾激化為對抗性的。毛澤東時代對人民內部矛盾一般靠黨政工青婦、家屬委員會等組織內部調解、做思想工作、雙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盡量把矛盾化解于非對抗狀態,非不得已不上法庭。

但這一套完全不符合“法律黨”的利益——不上法庭,“法律黨”就沒生意;矛盾不激化,就不會上法庭。就憑這,“法律黨”能不希望把矛盾變成對抗性的嗎?能誠心勸阻人們關系破裂矛盾激化嗎?“法律黨”的利益需要用司法暴力橫掃一切,所以巴不得家家打官司,人人打官司,連夫妻都不例外:結婚找律師,離婚找律師,吵架找律師,打了孩子找律師,買房子找律師,人死了分遺產找律師……結果: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和為貴”,“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兇”變成了“一言不合,對簿公堂”,動不動親人不親親律師,賠了親情又破財。

家庭不是整天講大道理的地方,更不是斗法的地方,而是匯集親情的地方。法律無情,無情的法律闖進講情之家,溫情脈脈一掃而光,“多情總被無情惱”。

“法律黨”是“矛盾激化專業戶”——只會把非對抗性矛盾激化為對抗性矛盾,不會把對抗性矛盾緩解為非對抗性矛盾,一切矛盾都按對抗性矛盾靠司法暴力解決,裁決了爭議,留下了怨恨。讓“法律黨”一摻和,許多本來可以調和的矛盾不可調和了,贏一場官司吃一輩子的賭棍心理越來越流行了。“法律黨”號稱使人們越來越理智,實際是使人們越來越冷酷無情,真情越來越少,戾氣越來越重,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相互算計,相互提防,人和人的關系越來越貌合神離外松內緊,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虎視眈眈。(“法律黨”猖狂的地方人們動不動就會因“家暴”、“虐待兒童”之類入罪,有時僅僅因為一時的疏忽、偶然的沖動而給家庭帶來一輩子的傷害,甚至因孩子無知或一時的任性不服管教而告父母“虐待”也會把父母送進監獄——這比“公知”大罵階級斗爭讓人們六親不認,兒子揭發老子之類“冷酷無情”如何?)

4.無限吞噬社會財富、足以拖垮整個社會的無底洞

“法律黨”權勢越大,入罪越容易,案子越多,審判耗時越久,賣方市場越堅挺,“法律黨”收費越狠,法律訴訟費用越嚇人——美國律師費用一小時起碼好幾百美元,成千上萬也不稀罕。收費按小時計,結案卻按年月計,一個案子拖幾個月甚至幾年都不稀罕。往往一場官司下來,天文數字的財富就沒了——O.J.辛普森一場官司,億萬富翁變成了窮光蛋。美國如此,中國也在急起直追——陳某某說:“法律不是廉價的,人權不是廉價的,大人物也是要律師保護的”,“律師費高昂的背后,是……對法律的至高無上的信仰和守護”,“大所好律師能收高價,是其質量水平具備不可替代性,物有所值”,”(王寶強離婚)財產分割如果有7000萬,法院訴訟費是一筆大數目。要預交”……

“法律黨”成氣候的地方,別說普通老百姓,就連億萬富翁、大公司也吃不消打官司——再富再成功,一場官司也往往傾家蕩產,一跟頭栽回原點。投資、賣保險、招工甚至結婚都要先弄清楚對方是否有未了官司,唯恐一招不慎,老本賠光。

“法律黨”成氣候的地方,只要有錢,合法整人容易得很:雇個“法律黨”弄出場官司就足以讓對方生不如死。卡瑪拍《天安門》得罪了柴玲,柴玲發財后找出各種各樣由頭沒完沒了地跟卡瑪打官司,不求勝,只求用高昂的律師費拖垮卡瑪——告不垮你,拖垮你。說是“司法公平”,實際誰財大氣粗誰能贏——只要設法拖延,就能讓弱的一方遲早因付不起律師費而不得不認輸。

“法律黨”成氣候的地方,“法律黨”有的是招兒把被告原告一起通吃。“法律人”的圈子就那么大,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相互都認識。原告被告之間有利益沖突,原告律師被告律師之間卻沒有利益沖突。不但沒有利益沖突,還有共同利益——都是案子拖得越久收益就越大。即使不明著串通一氣也能心有靈犀配合默契:只要有意無意在法律文件某地留個小破綻,讓對方抓住來個反駁,一個法庭回合就多出來了。幾個回合下來,雙方的律師小時都同步上升,收益自然水漲船高。這種不留絲毫痕跡的貓膩,局外人即使知道,又能如何?這還算小意思。更厲害的是串起來演戲: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客戶的錢掏出來——誰都是一開始就把客戶的財力摸個底掉:多少收入,多少存款,多少房地產、有多大油水……沒油水根本不接案,接案先付押金,隨用隨扣,只要押金低于下限逾期不補足立刻終止協議……曾有客戶受不了想和解,律師卻說:和解只能得到多少多少,打到底才能得到多少多少……最后的實際結果是雖然官司贏了,客戶得到的還不如律師多。

“法律黨”成氣候的地方,財產分割往往如同“狐貍判官分大餅”——小的一半給甲,大的一半給乙。甲嫌小,狐貍就從乙的那一半咬一口,于是大的變小了;乙又不干了,狐貍便從甲的那一半再咬一口……如此反復咬來咬去,最后甲乙都得到完全一樣大的渣渣,絕大部分餅全進了狐貍的肚子——官司越久,律師費用越高,訴訟雙方可分的財產越少。碰上賭氣非爭這個“公平”的,拖來拖去,公平是公平了,實際絕大多數財富全進了“法律黨”的腰包。

(陳某某總說窮人搶富人,卻不說實際上真正具備搶富人能力的不是窮人而是”法律黨“——只要“法律黨”成了氣候,不難安排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把你的財產一掃而光:不是搶,而是“律師費”,名正言順理直氣壯——窮人有這個本事嗎?)

制造“皇帝新衣”的裁縫,給出的都是空話,拿走的都是貨真價實的真金白銀。

“法律黨”的服務,給出的都是空話,拿走的都是貨真價實的真金白銀。

“法律黨”橫掃一切,卻不給社會帶來任何財富——打官司,贏家的收益來自輸家,有人得有人失,整個社會財富并未因此增長一絲一毫,真正的贏家是“法律黨”,輸家是整個社會——香港“法律黨”教唆一個老太太出頭鬧“司法復核港珠澳大橋的環境評估工作”,迫使大橋工程中斷,工期延長,損失達六十五億元。代理律師還聲稱要看過判詞再決定是否上訴——白折騰一場,損失幾十億,訴訟雙方和香港社會誰也沒得到任何好處,唯一的贏家是“法律黨”。“法律黨”鐵嘴鋼牙吃社會,正如魯迅所說:“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法律黨”成氣候的地方,社會無不被其吃垮而日益變糟——每年被法律訴訟吃掉的社會財富已經成天文數字,因法律訴訟費用高昂而導致制造業成本根本降不下來。“法律黨”成了無限吞噬社會財富,足以拖垮整個社會的無底洞。對這群寄生蟲,普通老百姓承擔不起,富豪承擔不起,公司承擔不起,整個社會都日益承擔不起。

5.嚴重阻礙社會發展

“法律黨”迫使人們一事當前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有效辦事辦成事,而是不吃官司。

比如,醫生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如何留下確切有效的法律證據,證明自己盡了一切努力、考慮到了一切可能,沒有漏診,免得被起訴說有病沒看出來。為此自然要層層加碼各種化驗檢驗一股腦兒全上。至于實際需要、醫療質量、病人負擔,那就在其次了。

又比如,“法律黨”越得勢,各行各業越不得不高價雇請律師、購買訴訟險的費用越高,這一切全得攤入成本,導致競爭力無法提高。

法律黨越強悍,越能用“程序正義”的條條框框綁架社會,對社會的破壞作用越大,社會越沒法發展。

看看這些網上議論:

——加州還在等待洛杉磯到三藩市的高鐵計劃得到批準,這審批已經4年了,這個時間,要是中國人早已經把鐵路都造好了。

——我們的工程師告訴緬甸那條路需要大量金錢和10年才能建成,結果中國人一來,只用很少的錢和一年時間就建成了。

——看看我們的波士頓工程,預算超支350%,還得延期20年以上。

——我們佛蒙特州的一條環城公路已經耽誤了30年了。

——臺北要建一條連接桃園機場的51公里長的地鐵,1996年開始建設,到2015年居然還沒有建成,這期間換了13位交通部長。

為什么中國能創造出“中國速度”、“高鐵奇跡”、“中國奇跡”而他們不能?

簡單得很——整天光忙著扯皮了。

扯什么皮?——“民主”皮,法律皮,程序皮,手續皮,方方面面利益協調皮……

為什么是這樣?因為“法律黨”、“程序黨”的利益不在“結果正義”而在“程序正義”;靠程序吃飯,不靠程序的結果吃飯;正義就是程序,程序就是正義。只要走了程序,“法律黨”、“程序黨”就贏了。至于結果,跟自己的利益沒關系,拖就拖,搞不成就搞不成,社會發展不起來就發展不起來,無所謂,只要有程序扯皮就行。扯皮才有生意,程序才有利益——香港“法律黨”教唆老太太打官司起訴港澳珠大橋,政府輸,百姓輸,但“法律黨”贏了。

都說中國有制度優勢。什么制度優勢?最大的優勢就是“法律黨”、“程序黨”不占優勢——沒法用“程序正義”胡攪蠻纏扯皮搗亂。“中國速度”的關鍵在于“法律黨”無法有效干擾。

如果“法律黨”在中國得勢,干什么事也得像外國那樣“程序正義”沒完沒了扯皮,那還能有“中國速度”、“中國奇跡”嗎?

由此可以充分看出“法律黨”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

6.家庭自我毀滅,社會自我毀滅,民族自我滅絕

賀衛方說:“律師對整個民族文明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什么影響?毀滅性影響。

比如,社會關系全面緊張。

以醫患關系為例:毛澤東時代醫患的目標單一而共同:治病,所以醫患關系簡單而和諧。如今醫患的目標大不一樣。醫:不吃官司,利潤,看病;患:看病,不當冤大頭。目標不同,很容易鬧矛盾。而“法律黨”一摻和,問題就更復雜:只要變成“醫療事故”打贏官司,龐大的醫療費用就全省了,還可以賺一筆。有巨大的利益驅動,有“法律黨”煽風點火,醫患關系不緊張才怪。

還有,客人在家意外摔傷了怎么辦?突發疾病怎么辦?做好事救死扶傷反被說成責任事故怎么辦?……只要沒有事先的書面協議,“法律黨”就能大做文章鬧出法律訴訟來。

司法暴力沒有調解與緩和對抗性矛盾的功能。一沾司法,非對抗性矛盾全變成對抗性的了,本來可以協商調解解決的,讓“法律黨”一攪合,全變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涉及“人權”、“平等”、“利益原則”的大是大非了。社會關系豈能不緊張?

又比如,“法律黨”越得勢,離婚率越高,出生率越低,人口越少甚至負增長。

道理很簡單:“法律黨”專政,結婚生孩子太累太貴太危險。惹不起躲得起,不如干脆不結婚不生孩子。

比如蘇享茂,與其“女友”2017年3月30日相識,6月7日領證,7月18日離婚,9月7日自殺,從結識到結婚69天,從結婚到離婚41天,從結識到離婚110天,從結識到自殺身亡161天。161天內給出去2000萬元。也就是說,對方從結婚到離婚41天里平均每天凈撈28.99萬元,從結識到離婚110天里平均每天收入18.18萬元,從結識到對方自殺這161天里平均每天進賬12.4萬元。在老百姓看來這簡直是搶錢,而“法律黨”呢——“所謂騙婚一說,是個民間說法,并不是嚴謹的法律概念。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并沒有‘騙婚’這樣的說法”,“既不存在禁止結婚的要件、也沒有脅迫結婚的情形,完全是合法婚姻”,“即便是臆想的‘詐騙’,如今人去樓空,認定起來也殊為困難”,“要定罪的難度并不小。因此,妄想通過翟欣欣的緋聞故事或傳說軼事來對其'有罪推定',說白了,終究是封建誅心論的復刻翻版罷了”,“網上有大量捏造的信息,今天之前主動刪除,我們既往不咎。從明天開始,我們將固定證據,追究法律責任”……

沒結婚,活得好好的;一結婚,短短幾個月就賠了夫人又折兵,枉送了卿卿性命,還要被“法律黨”說成活該。這還僅僅是2000萬元。剛剛得到的消息,某明星哥哥離婚,分手費幾個億。至于西方國家富豪,分手費幾十個億也不稀罕。靠“法律黨”玩弄玩弄“程序正義”,就可以用一紙婚約弄到別人一生的積蓄,把結婚離婚當發財捷徑之風豈能不泛濫?潮流如此,誰弄得清對方結婚是真是假?“黃泥巴掉進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既然如此,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婚不如同居,同居不如“一夜情”,免得吃離婚官司傾家蕩產。

法律暴力只能用于解決對抗性矛盾。任何家庭糾紛只要沾上法律,十之八九得上綱上線——“平等”、“人權”……這就立刻變成了原則性問題,對抗性矛盾,再無調和轉圜余地,家庭非破裂不可。家庭糾紛本來就已經變成對抗性矛盾再訴諸法律是一回事,因濫用法律而變成對抗性矛盾是另外一回事。“法律黨”的利益需要則不管這一套,唯恐婚姻不破裂——中國老話說,夫妻勸和不勸離,寧拆十座廟,不破一門親。但“法律黨”正相反:勸離不勸和——你見過幾個律師把離婚官司變成勸和官司的?家庭和睦夫妻和好,“法律黨”還怎么賺離婚官司錢?越是名人富豪,代理離婚官司的油水越足,名人廣告效應越大。就憑這“法律黨”也不會有勸和不勸離的積極性。“法律黨”勢力越大,婚姻越難穩定。

家庭越不穩定,人口出生率越低——家庭破裂,誰帶孩子誰倒霉:生存難,再婚難,撫養教育孩子難上加難。而“法律黨”不管這一套,動不動就來個“傷害罪”、“遺棄罪”、“虐待罪”……養孩子帶孩子本是出于人性本能和親情,讓“法律黨”一攪和就全變了味兒:按法律規定,你有責任照看我,我沒責任照看你,到點走人,兩不相欠……孩子與父母的關系溫情脈脈全成了虛的,冷冰冰的法律規定才是實的。既然在“法律黨”面前帶孩子養孩子動不動就犯法,只有懲罰沒有鼓勵,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不要孩子——這就是賀衛方所謂的“律師對整個民族文明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法律黨”勢力越大,人們活得越孤獨,結婚率越低,離婚率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人口越萎縮——不信?看看西歐、北美、日本,再看看中國近來的發展趨勢。

而結婚率低,離婚率高,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萎縮意味著什么?家庭自我毀滅,社會自我毀滅,民族自我滅絕。這一切的罪魁禍首首先是“法律黨”。

7.反共反華大本營

不管中國外國,反華反共最積極最堅決最徹底的從來都是“法律黨”。

美國:“與臺灣關系法”,“最惠國待遇”,“人權法案”,含有美軍艦訪臺內容的“國防授權法”,立法禁止對華出售高技術產品、立法禁止與中國太空合作……

中國:

——“模范黨員律師”陳某某帶頭刨共產黨祖墳:“我們的制度設計有那么多的原罪”,“百年中國,很多十字路口我們都選錯了路徑”,“我們國家現在暴發出來的大量問題,都在于基礎制度設計上的先天病灶”,“國民政府當時還是一個合法政府,后來被共產黨推翻了”,“中國的近代法治進程,到1949年中斷了”。“和平共處,也是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不是周恩來首創,只是代表中國接受這個普世價值觀”,“必須從歷史反思和歷史淵源梳理開始,追及蘇聯法對中國法的奠基性影響。否則永遠走不出籓籬”。“馬克思把整個人類錯綜復雜的歷史都簡化為階級斗爭史”,“階級斗爭階級分折觀念毒害了幾代中國人。至今不悟”。“蘇聯輸出革命,全培訓中國政治建黨人士”。“我們上一輩的一直在喂狼奶和垃圾”,“狼奶喂出來的。階級斗爭精神與生俱來、深入骨髓,自己感覺不到變態和不正常”。“搶劫理論已經深入人心”、“暴力革命下的殺人瓜分重新分配,是用犯罪對付犯罪,國家永無寧日”。“造反理論千古傳頌、總被革命顛覆者引用,卻忽略社會代價和社會破壞”。“最惡心的是舉著小雞胳膊指點江山妄稱什么‘雖遠必誅’”。“司法改革還必須考慮撤銷黨委的各級政法委”,“一起拱卒,創造明天”……

——“共產黨員”賀衛方宣布“共產黨非法”:“(共產黨領導)這樣的體制是什么樣的體制?嚴重違反了《憲法》說的,任何的活動都是在憲法的基礎上活動,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團中央中選部,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他(共產黨)行使的權利是什么權利?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傳統社會主義政治哲學實際上是反律師的學說。我們今天制度中的種種缺陷和困難,包括律師處境的艱難,在一定程度上要由馬克思主義來承擔責任”……

——“死磕律師”到處死磕制造事端、叫嚷“最高領導人要有改革的意愿,要放棄一些不適當的權力”……

為什么如此?很簡單:對“法律黨”來說,除非是自家的“法律黨”同伙,任何人都可以被證明有罪:“你說的任何話都能夠而且必將成為法庭上指控你的不利證據”——共產黨有罪,國民黨有罪,中國一切歷史人物只要不是“法律黨”,那就統統有罪——把“米蘭達法則”活學活用于歷史,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活學活用于當前,就是反共反華;活學活用于美國,就是“普世價值”——陳某某不是說嗎?“美國四十多任總統一半是律師出身,起草美國二百年一直管用的憲法的50多人,《聯邦黨人文集》中,三分之二是律師”。既然是“法律黨”,那就是自家人,自然頂禮膜拜,絕無半分冒犯。

——“法律黨”在行動:巴基斯坦前總統穆沙拉夫被該國“法律黨”發動的政變推翻。

——“法律黨”在行動:利比亞政變,第一個宣布脫離政府投奔反對派陣營的是卡扎菲的司法部長賈利勒(如今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又是“法律黨”。

——“法律黨”在行動:敘利亞動蕩,第一個宣布脫離政府投奔反政府陣營政府官員是司法部長——還是“法律黨”。

——“法律黨”在行動:突尼斯政變,宣布通緝前總統本阿里以及家庭成員的是司法部長。

——“法律黨”在行動:埃及政變,宣布禁止穆巴拉克及其家人離開埃及,并凍結他們的所有動產和不動產的是總檢察長。

——“法律黨”在行動:“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說圖窮匕首現,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我國現行憲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共產黨的軍委主席晉升軍隊上將屬于違憲”。“改革的下一步焦點是在立法和立法機構上”,“在政府改革轉型完成以后,政府將不再擔當改革主導者的角色”,“一個有高度職業倫理的、以律師、法官、會計師等為中堅的專業工作者階層對于改革將是非常重要的。某種程度上,他們將決定改革政策的實施與實施的質量”……

——“法律黨”在行動:“律師兼備法律理解和法律實務兩個領域,他談出觀點,往往能夠付諸行動,能言也能行”。“跟體制保持一種對話,合理合法的保護自己,然后再裹挾他們向民主進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勸著他們、推著他們、哄著他們往前走,這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方法”(陳某某)。注意這些關鍵詞:“能夠付諸行動,能言也能行”,“裹挾”,“勸著他們、推著他們、哄著他們往前走”。

想搞垮中國者不少,但中國國內有此能力者只有“法律黨”——如陳某某所說,“能夠付諸行動,能言也能行”:“法律黨”以為他們擁有足以搞亂搞垮中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有極大的欺騙性和權威性,有全面篡奪國家各級政權的完整的理論、綱領、口號和計劃。“法律黨”在“依法治國”、“司法獨立”、“政治改革”的名義下冠冕堂皇地逐級逐步篡奪權力,妄圖形成足以對抗各級政權的“國中之國”。“法律黨”最有條件以“人權高于主權”的名義引狼入室,直接勾結外來勢力,從國外搬兵里應外合消滅自己的政治對手。中國顏色革命基地只能是“法律黨”,反共反華大本營只能是“法律黨”。

8.社會周期性動亂之源

法律不可無,也不可濫。

沒有法律是無政府——土匪軍閥“刮民黨”橫行霸道,用硬刀子硬暴力明搶,顯形割據的公開的獨立王國、肆無忌憚公然“毫無正義”。

法律泛濫也是無政府——文匪學閥“法律黨”橫行霸道,用軟刀子軟暴力暗搶,隱形割據的隱蔽的獨立王國,虛假“程序正義”掩蓋“毫無正義”。

中國歷史周期性動亂,說白了就是“沒有法律的無政府”與“法律泛濫的無政府”,“肆無忌憚公然的毫無正義”與“虛假‘程序正義’掩蓋著的‘毫無正義’”兩種狀態之間來回倒騰——沒有法律,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土匪軍閥橫行用硬刀子硬暴力搶劫。能結束這種肆無忌憚公然無正義動亂狀態的必定既不是一點法律不講的,也不是滿腦子全是法律的,而是講法律又不拘泥于法律的;必定是“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統一、根據“實質正義”的需要決定“程序正義”的。

等混亂結束,天下安定,“法律黨”便來摘桃子,在“依法治國”、“健全法制”的名義下逐步用“程序正義”取消“實質正義”——只管程序,不管實際;只許用程序檢驗程序,不許用實際檢驗程序,拼命制造法律泛濫、程序泛濫。

機器越復雜,故障越容易;犄角旮旯越多,藏污納垢越容易;條條框框越多,玩弄規則越容易。法律條文越多,“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脫鉤越容易。

一旦與“實質正義”脫鉤,“程序正義”就走向反面——程序越多,正義越少,最后量變引起質變,徹底走向反面,“程序正義”變“程序邪惡”,徹底毀滅“實質正義”,社會矛盾激化,引發動亂,重現“沒有法律的無政府”,又一個周期開始。

過去的儒家與如今的“法律黨”,一個用禮教的“程序正義”取消“實質正義”,一個用法律的“程序正義”取消“實質正義”;一個鬧“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個鬧“非法勿視,非法勿聽,非法勿言,非法勿動”;一個鬧“煩文縟禮”,一個鬧“煩文縟法”,一個說“克己復禮”就萬事大吉,一個說“克己守法”就萬事大吉。二者表面不同,本質一樣,都是用“程序正義”取消“實質正義”——用無數清規戒律條條框框嚇唬人、束縛人,自己好做手腳,最后結果都一樣:走向反面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最終導致大動亂。

三.出路何在?

1.“程序正義”必須確保“實質正義”,法律條文必須確保懲惡揚善

社會的根本利益不在程序本身而在程序的實際社會效果。法律是手段,是程序,懲惡揚善是目的,是實質。手段要為目的服務,程序要為實質服務,“程序正義”要為“實質正義”服務,“司法正義”要為“懲惡揚善”服務。程序正義如果不能保證實質正義,那這個程序正義是假正義,必須廢除。司法正義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懲惡揚善,那這個司法正義是假正義,必須改變。

2.程序不能孤立,司法不能獨立

再精密的系統也必須校正。校正的參照必須獨立于系統之外——輪船飛機導航系統的最終參照絕不能是輪船飛機本身,而必須是獨立于輪船飛機之外的客觀存在。再嚴密的程序、再嚴密的法律也必須校正。校正的參照必須獨立于程序體系、法律體系之外。這只能是客觀實際——“程序正義”要由“實質正義”檢驗,司法正義要由社會效果檢驗。這就決定司法絕對不能獨立。如果司法獨立,那就無客觀校正,司法體系必定變成“黑箱作業”,走向反面。

3.法律不是萬能的。法律是暴力,只能用于解決對抗性矛盾。非對抗性矛盾以及可以避免激化為對抗性的矛盾應用法律之外的手段,如思想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紀律、價值觀、道德觀等解決。

4.大是大非人民群眾最清楚,對同一個大是大非的公眾事件的性質,如果法律界的判斷與人民群眾的主流判斷截然相反,那一般而言法律界的判斷必有問題。

魯迅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這個“大概”、“黑白”、“是非”就是“懲惡揚善”。老百姓雖然不一定懂多少“法言法語”典章規定,但對什么是“惡”,什么是“善”從不糊涂,是不是“懲惡揚善”一看便知——不管如何渲染“美麗的彈鋼琴的手”,“激情殺人”,“彈鋼琴的機械性習慣動作”,也掩蓋不住故意行兇殺人滅口的本質;不管如何鼓吹“人渣也有人權”,也掩蓋不了用人渣的人權沖銷受害者的人權的卑劣;不管如何強詞奪理“現行法律中并沒有‘騙婚’這樣的說法”,“完全是合法婚姻”,“即便是臆想的‘詐騙’,如今人去樓空,認定起來也殊為困難”,“定罪的難度不小“,也掩蓋不住一個對社會毫無貢獻的寄生蟲利用結婚詐財逼死了一個對社會卓有貢獻的有為青年的實質。

5.法律法規必須簡明扼要,易懂易記易遵循,嚴禁繁瑣哲學、不得用黑話般術語故弄玄虛。

法律是用來遵守的,不是用來違犯的。要讓人遵守就必須看得懂、記得住、做得到。如果看不懂、記不住、做不到,那法律就不是為了讓人遵守,而是為了讓人違犯,為了借機整人。

毛澤東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讓幾百萬黨員和千軍萬馬紀律嚴明步調一致,組織起億萬群眾打出新中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共十一條、61個字,目不識丁的“大老粗”都能記住背熟,嚴格照辦,容易遵守,更容易監督。如有違犯別人立刻一目了然,馬上知道你錯在哪里,什么性質的問題,該怎么處罰。容易遵守,便容易監督;容易監督,便容易遵守。全黨全軍,從總司令到普通一兵都按同樣的規則辦事,人人遵守,人人監督,令行禁止,步調一致。這比成堆的法律條文不知有效多少萬倍。真要講法治,當以此為師。

6.律師服務必須免費

司法體系是公權暴力。公權暴力的宗旨不是盈利。既然不是盈利,那就不是商品,就不能受商品經濟規律的支配。而律師只要收費,法律就不可能不變成商品,不可能不受市場規則的支配,不可能不追求利潤收益,不可能不嫌貧愛富,不可能真正公平公正。

要讓律師服務不收費,律師就必須“自帶飯票”。但把律師全變成公有制編制下的公務員并不現實。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從退休的工農兵、干部、工程技術人員中培養律師——60歲退休,學個3到5年,干個10年15年。有退休金保底,再加一點崗位津貼,生活當無問題。從每年退休的幾百萬人里選拔幾千人學律師當無問題。開辟人生第二春,有幾人不愿意?這樣才能切斷律師與金錢的魔鬼關系。使律師真正不把法律當商品,一心一意秉公為法,免除圖財枉法之嫌。

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去除“法律黨”的一切弊端,跳出“‘法律黨’越旺,社會越衰”的怪圈。

「贊同、支持、鼓勵!」

察網 CWZG.CN

感謝您的支持!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維護費用及作者稿費。
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創作來回饋您!
如考慮對我們進行捐贈,請點擊這里

使用微信掃描二維碼完成支付

標簽: 法律黨 律師

請支持獨立網站,轉發請注明本文鏈接:http://www.demqql.live/theory/201711/396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