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美國著名學者是怎樣看國共抗戰的?

毋庸諱言,國軍內部派系斗爭復雜,士兵也大都是抓壯丁而來,戰斗力可想而知。特別是國軍大批官兵投日當了偽軍,給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帶來了很大的負能量。因此,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國民黨政權日益走向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面,越戰越弱。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始終站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一邊,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終于越戰越強,隊伍不斷壯大,收復淪陷區越來越多,成為了抗戰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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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美國著名學者是怎樣看國共抗戰的?

關于中國的抗日戰爭,大陸和臺灣的主要史書(臺灣地區民眾很少有關心抗戰的,臺灣的史書影響到的主要還是大陸部分人---在此從略)所記述的內容,有很大的差異。這使得關心這段歷史的一些讀者甚感迷惑:到底什么是歷史真相?實際上,完全純之又純的歷史真相是沒有的,沒有異議的歷史真相也難覓其蹤。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更寬廣的視野中,至少我們可以基本搞清楚別人是怎樣看待我們這段歷史的。這對于任何一個想正確認識中國歷史的國人,都應該是有益的。因此,對于中國抗戰的歷史,我們不妨看看海外學者、主要是美國學者有些什么看法。

三位美國著名漢學家及其有關著述

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外研究中國歷史的權威著作無疑是《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歷史,沿襲西方漢學研究一貫堅持的嚴謹作風,廣泛引用文獻材料,注重文獻的辨偽和考訂。由于東西歷史文化的差異,該書在許多歷史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和質疑,也許有的問題,是我們早已習以為常而從沒有考慮過的。所有這些來自于另外一種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東西,對豐富我們的思想和開闊我們的視野很有好處。

《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下卷》 是《劍橋中國史》系列叢書中的第13卷的中譯本,其作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最著名的專家。該書內容涉及國際關系、共產主義運動、國民黨政權、中日戰爭、國共沖突,以及這個時期的文化、教育等等。

曾經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追尋現代中國》是史景遷的主要著作之一,該書關于抗戰的內容寫得相當精要。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女士是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后起之秀。她的著作《劍橋插圖中國史》被業內人士認為“總有一天會被視為經典”。抗戰的內容在此書中篇幅不太多,但要點論述得相當清晰。

下面是來自這三部著作中關于中國抗戰的一些主要論述。引文后面的括號內以“劍橋”代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下卷》,“史景遷”代表《追尋現代中國》,“伊佩霞”則代表《劍橋插圖中國史》。

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的表現

先來看看國民黨方面在抗戰初期的表現的,主要涉及西安事變、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和遷都重慶。

【“蔣介石曾經長期力圖避免敵對行動。”“因此他曾默認日本侵占東北四省(滿洲),締結消除國民黨在華北影響的停戰協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壓力,鎮壓反日的學生運動。然而,從1935年晚些時候開始,反日情緒已經變得如此強烈,致使國民政府覺得對日反應非強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逐步開始了戰爭的準備。他大概口頭許諾過他將抵抗外來侵略,換取了西安獲釋。”(劍橋)
“蔣介石的政策一直是攘外必須先安內,直到1936年,一場政變才迫使蔣介石改變了他的既定政策。”(伊佩霞)
“于是,他(蔣介石)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爭議的一次風險。他決定把戰爭的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在靠近大的外國人社區的地方打仗,也會引起西方列強的關注和同情——還可能進行干涉。雖然親國民黨的著述家們依然宣揚蔣的冒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遠遠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料。”“中國軍隊向南京撤退。但是,他們的撤退如此慌亂,竟未在滬寧鐵路上無錫附近模仿德國興登堡防線精心構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次月發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殺,更嚴重的是蔣介石正在認真考慮日本的一項和平建議。”“南京慘案加強了中國人的決心,而在1938年1月,近衛內閣宣布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無論蔣有過什么樣的打算,現在他別無選擇,只有打下去”。(劍橋)
“蔣介石在這場軍事與戰略的豪賭中,決意對上海日本駐軍發動攻勢,藉以牽引華北戰場的日軍。”“十一月十一日,中國守軍開始向西撤退,由于紀律不佳,以致未能守住于無錫預作的防御工事,而直接撤退至首都南京。”(史景遷)
“(1938年10月25日武漢陷落后)在蔣介石方面,他并不顯得垂頭喪氣。他樂觀地宣稱,放棄武漢‘標志著我們的斗爭從防御到進攻的轉折點’。盡管這似乎是虛張聲勢,但連日本人也承認,由于未能在武漢把國民黨軍隊打垮,他們已失去速勝的機會。”(劍橋)
“一九三八年底武漢陷落,標志日軍首次大舉進兵中國的結束,因為日本軍部之前計劃最多可在中國戰場投入二十五萬戰斗部隊,然而事后證明不可行,而且有越陷越深之虞。”(史景遷)】

再來看看共產黨方面在這個時期的表現。

【“(西安事變后毛澤東的)要點是如何使蔣繼續抗戰,以及假如蔣介石與日本媾和,中共將如何獨立戰斗下去并贏得這場革命。由于軍事力量處于劣勢,只有動員群眾建立并保衛和擴大根據地,才能確保勝利,從而加速全國范圍革命形勢的到來。抗日戰爭的總戰略,與以前內戰的總戰略一樣,必須是農村包圍城市,以切斷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從而把革命引向城市。與此同時,農村的社會革命仍由共產黨的軍隊加以保護,并由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加以指引,不斷地取得進展。”“當國民黨人正被趕出他們擁有最大財富和最高權力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并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精銳部隊時,中國共產黨卻正在滲入日軍戰線后面的廣闊農村,在那片土地上擴張勢力并贏得民眾的支持。”(劍橋)】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正面戰場作戰,雖然有蔣介石寄希望于西方列強出面干涉的僥幸心理等原因和消極防御等錯誤軍事方針等負面因素,但畢竟還是打破了的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同時,沒有正面國民黨軍隊的抵抗,敵后戰場的共產黨的游擊戰肯定也將難以順利開展。不過,以大半個中國的空間換取了1年零3個月的“時間”,中國方面付出了百余萬人的生命代價,贏得這樣的時間和花費這樣的代價相比,中國失去的“空間”實在是太大了,中國人民所遭受的災難實在是太沉重了。特別是南京保衛戰,無論從戰略還是從戰術角度,都是完全不可取的。盡管國民黨數年前就在滬寧地帶準備了防御工事,但連蔣介石都認為其備戰水平“連百分之一也沒有”。5萬攻進南京城內的日軍,面對的是約10萬國軍的散兵游勇和數十萬的平民百姓。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匯入世界反法西斯洪流國共兩黨力量的變化

武漢失守以后,抗戰進入了相持階段。由于國民黨脫離人民群眾的片面抗戰,導致積弊越來越嚴重。而共產黨實行群眾路線,得到越來越多群眾的擁護。共產黨的不斷壯大又引起了國民黨的警惕,于是把相當大的一部分力量放到了遏制共產黨的發展上。

【“1939年,國民黨人開始對陜甘寧南部和西部邊界實行全面封鎖。一年內,封鎖部隊幾達40萬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揮的中央軍。”(劍橋)
“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和廣州失陷后,戰爭的特征和國民黨區域的狀況起了深刻的變化。戰事漸次進入一種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珍珠港后,國民黨領導人預料西方盟國能夠打敗日本,無需中國作進一步的犧牲。畢竟他們已經單獨與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們對與日本人作戰,不如對遏制共產黨人那么專心致志。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和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后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發現,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轉的軍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惡化過程。這種惡化,到1945年使它處于虛弱和萎靡不振的狀態。”“許多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邊。這些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劍橋)
“1941年以后,在美國顧問和穿越封鎖線由緬甸運來的美援的幫助下,蔣介石得以組建起一些現代化的獨立部隊(軍或師---譯者注),但號稱500萬的中國軍隊中,大部分是訓練不佳、士氣低落的士兵。”(伊佩霞)】

而共產黨方面在此期間呈現的狀況則與國民黨方面大相徑庭。

【“在戰爭初期,指揮官們想采用運動戰,但毛堅持要降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規模,并把他們分散成小股部隊,作為戰斗、擴軍、政工和根據地建設的核心。”“對日本人來說,這些行動像是許多小傷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農村幾乎沒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資料證明,當野戰部隊的司令官們試圖消滅抵抗力量,恢復行政管理,征稅,并準備更有效地從經濟上開發占領區時,他們越來越惱怒。抗日游擊戰不能按贏得多少戰役、造成多少傷亡、占領多少土地等傳統項目來評估。如毛反復強調的那樣,還必須從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評價。因為中共在戰爭時期的合法性有賴于其愛國主張,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夠的軍事行動以維護其信譽。此外,軍事上的勝利對贏得‘基本群眾’的支持,說服動搖者認清形勢,以及使反對派保持中立,都是極為重要的。”(劍橋)
“中共在延安的頭幾年積極強化黨、政、軍的組織,一如國民黨所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這個時期人數陡增,從一九三七年的四萬人左右到一九四○年的八十萬人,部分原因來自中共不斷增補新黨員、尋覓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歸功于中共統一戰線政策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盡管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民生凋敝,但卻士氣高昂;此刻延安似乎已變成許多中國人心中的一盞明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后,美國對日宣戰。中國至少在書面上被視為同盟國的‘四強’之一,開始取得軍事協助和巨額貸款,而軍事物資及燃料等后勤補給都是經由印度飛越崇山峻嶺而來。這些援助大都流入當時被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重慶國民政府手中。延安的共產一黨僅能依靠自制的粗劣武器,或是襲擊日軍而獲的用品茍延殘喘。共產黨迫于環境,援引江西蘇區所發展出的群眾運動技巧,精煉游擊戰術,并在日軍封鎖線的后方成立無數的根據地。”(史景遷)
“毛澤東的經典著作大都完成于延安時期,這無疑為延安增添了光彩。在實踐中,毛澤東稱贊農民為真正的群眾,他創造了一套‘群眾路線’的理論。”“民眾的支持對共產黨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一角度來說,日本的侵略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贏得支持的大好時機。”“共產黨人的勝利似乎又是注定的,這是在正確戰略思想和組織方法的指導下的結果。”(伊佩霞)】

1943年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出現了勝利的曙光。但是在中國,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戰役,即一號作戰,成為了國民黨積重難返問題的一次總的爆發。這次國民黨軍隊的大潰敗使國民政府形象一落千丈,也使美國在1943年在開羅會議支持國民政府成為“四強”之一的主要意圖遭到嚴重打擊。在這樣的情況下,美英把迅速打敗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蘇聯出兵上。美英背著中國,用中國利益交換蘇聯出兵,秘密達成雅爾塔協議,因而為戰后的政治格局的變數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

【“日本的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人遭到一次毀滅性的挫敗。它向所有中國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已墮落到何等驚人的地步。”“雖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軍緬甸戰役的勝利高潮,并重新開通了進入中國西南的陸上通道,但這些在美國戰術指揮及美軍和英軍參與下取得的勝利不足以彌補國民黨在其他戰場上的損失,也不足以挽回他們受到損害的聲譽。”“在1944年和1945年,一號作戰以及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間的最后沖突——它導致史迪威被召回國——把國民黨的短處暴露無遺,而中共則恢復了活力。”“(共產黨武裝)在一號作戰中新喪失的地區開拓大塊新根據地。”(劍橋)
“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重創了蔣介石的部隊,使得蔣的數個統治區蒙受巨大損失。無論如何,日軍的勝利重挫了中國軍隊原已低迷的士氣,連帶使美國對中國的作戰能力失去信心。”“不僅在國內,國民黨在海外的影響力也逐漸在消褪。一直對中國不抱任何信心的丘吉爾曾說道,繼續讓中國維持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簡直是一場鬧劇’,并指出在‘一號作戰’中,中國是如何‘荒誕可笑’。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Yalta)會議,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三人無意讓中國對他們所做出的重大決策有任何置喙余地:蘇聯應在德國投降后三個月內出兵亞洲對日作戰;蘇聯收回帝俄時代割讓給日本的所有土地,包括庫頁島和千島群島(Kuril Islands);蘇聯得租用旅順港作為海軍基地,并享有大連商港‘國際化’的優越權益,以及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的特殊權利。最后這三項決議帶給戰后中國無窮的后患。”(史景遷)】

從上面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國共兩黨都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對二戰的勝利功不可沒。《劍橋中國史》承認:

【“迫使日本人在中國保持一支大約100萬人的軍隊,這對最后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史景遷亦有同感:

【“中國對于戰事最大的貢獻,主要來自中國在戰場上牽制住大批日本正規軍”。】

但是,縱觀整個戰局的發展過程,則不可否認,國民黨軍隊越戰越弱,而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越戰越強。史景遷在談到國共實力轉換時說:

【“…美國人,包括史迪威將軍在內,都被國民黨軍隊所實施的征兵制度,以及被綁在一起送往前線那些光著腳丫、衣衫不整的士兵震駭不已;這些士兵因為患有腳氣病或是營養不良而瀕臨死亡。即使處決了征兵官員(有時還是由蔣介石所下令),也依然有濫征。根據估計,一九四三年所征召的一百六十七萬人當中,有近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在前往部隊途中逃亡或死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戰中,在赴戰場之前就已經死亡的新兵總數約計一百四十萬人,換言之,每十名新兵就有一人。”“面對重慶政府這種慘況,難怪美國官員要轉而寄望于共產黨的延安邊區政府。”“魏德邁將軍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攻勢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首度向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計劃,提議重組延安的三個步兵團,共計五千人的兵力,并且由‘美國物資供應局’(American Services of Supply)提供共軍所需的軍備,而這些軍隊則由十名聯絡官襄助的美國指揮官指揮作戰。這些軍隊的活動戰場位于國民黨的統治區內,亦即陜西南部或中國西南地區。蔣介石以地方百姓對共產黨抱持敵意、此一計劃終究會失敗為由,否決了魏德邁的計劃。”“對于美國的變卦,中國共產黨雖然深覺失望,但并不感意外。共產黨向來就是獨力作戰。共產黨人一方面向外界傳達他們呼吁組織聯合政府、團結全體中國人的主張,并在延安根據地歡迎絡繹不絕的外國訪客和新聞記者,另一方面他們亦決心有系統地耕耘農村群眾對共產黨的向心力。”“共產黨員人數至此成長為一百二十萬人,八路軍與新四軍麾下共有軍隊九十萬人”。】

著名美籍華人學者詳解“延安經驗”

美籍華人徐中約教授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他的《中國近代史》是英語世界及海外華人社會最暢銷的中國近代史巨作,也是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著作和最暢銷的學術教科書。1978年列入牛津大學出版社五百周年社慶文告公布的數十名著之一。海內外多位學人稱該書為

【“以超越意識形態、階級、黨派、種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觀冷靜地看待歷史事件的發生。”】

因為該書的很多內容和上述三部著作的相接近,在此不多加重復。但該書的“延安經驗與外國的觀察”一部分寫得相當深刻。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為毛澤東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時間,整頓政黨和軍隊,組織民眾,創設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毛澤東正處在創造力的頂峰時期,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形勢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結合了起來。所以,延安經驗對于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來說就具有創新的意義;正是在延安經驗中種下了毛澤東最后勝利的種子。”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入為主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
“迪克西使團  經蔣中正批準進入共區的第一位美國軍官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Evans F. 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間在中國擔任過情報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后不久被派來考察中共的軍事行動,并且頗為同情地把中共武裝與美國革命戰爭時的民兵相提并論,贊揚他們的‘道德教訓’做法,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意味著較高的政治覺悟、道德行為和官兵之間更加民主的情誼。他關于中共軍隊與人民之間緊密相連和‘有機結合’的報告同樣地充滿熱情:‘八路軍和人民如魚得水’”。
“延安的經驗在中共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就內部而言,它根據群眾路線創立了一套新的社會政治制度,同時毛澤東創造性地為他的革命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個美國軍事觀察團、一些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和一個美國總統特使前來訪問,另外還有大批外國記者前來采訪。它實際上取得了一種半國際承認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著十八塊根據地,共有一百萬平方公里,約一億人口。它擁有一百萬黨員和相同數量的武裝力量。”】

關于該書,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史實問題。該書的中文版有內地出版的和香港出版的兩個版本。內地的有所刪減。關于抗戰部分,刪去了毛澤東“我們確定的政策應當是百分之七十擴張,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的說法。在徐先生原著注釋中,注明該說法是出自三個來源,一個是一位作者叫劉馥的在臺灣出版的書;第二個是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第三個是魏德邁的一個報告。但三個來源都沒有說明所謂的毛澤東那段話的原始出處。關于這段所謂的毛澤東的話,《劍橋中華民國史》認為是一種“捏造”。關于這個問題,國內也有一些考證辨析文章問世,因為都無法查到所謂的毛澤東那段話的原始出處,結論也就都傾向于“捏造”。因此,或許把這段看作是徐中約提供的一個參考視角更為合適一些。

縱觀上面四位學者的論述,應該不難看出,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在防御階段的正面抵抗,是抗戰初期的主戰場,從客觀上看,貢獻很大。許多國民黨官兵、特別是有些下層官兵的頑強戰斗精神,應該肯定。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央有關部門就發出文件,肯定了這一條。1950年《內務部關于革命烈士的解釋》中明確指出: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參加抗日戰爭犧牲的國民黨官兵(包括空軍)確因抗日陣亡者也包括在內。”】

但是毋庸諱言,國軍內部派系斗爭復雜,士兵也大都是抓壯丁而來,戰斗力可想而知。特別是國軍大批官兵投日當了偽軍,給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帶來了很大的負能量。因此,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國民黨政權日益走向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面,越戰越弱。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始終站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一邊,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終于越戰越強,隊伍不斷壯大,收復淪陷區越來越多,成為了抗戰的中流砥柱。

【胡新民,察網專欄學者,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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